“老王教授”。老乡说：“你听说过有一个老王教授吗？是位老延安，画井冈山会师的那个人。”王其智回答说：“那是我父亲呀。”乡亲们说：“哟，父子两代都画井冈山，可是不简单！”

　　采风归来，王其智创作了巨幅风景油画《井冈山》，悬挂于人民大会堂贵宾接待厅，《延安风光》悬挂于人民大会堂陕西厅。

　　进入新时期后，他再接再厉，以画笔讴歌时代，满怀热情地创作了我国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的画像，使其创作领袖肖像画的历史延续至21世纪，以半个多世纪的心血结晶、辛勤劳动为当代美术史留下一笔特殊财富。他创作的《心愿》表现了小平同志高瞻远瞩，设计“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从而顺利地实现香港回归，而小平同志却未能实现“到香港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的心愿，只把造福祖国和人民的赤子情怀留在了大地上。画中的他，背倚维多利亚港湾，目视远方，满面慈祥，仿佛他在世时已经看到香港回归，祖国统一大业必定实现，显示出一位时代巨人的宽广胸怀。《人民万岁》捕捉了江泽民同志在抗洪一线慰问官兵及受灾群众时的形象，表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亲民、爱民，一切为着人民的情愫。

　　画出生命神韵与中国气派

　　王其智1931年出生于山东掖县（现在的莱州市）一个绘画世家。父亲王式廓是我国当代现实主义绘画艺术巨匠，卓越的人民美术教育家，曾任中央美院研究部主任、教授，中国美协常务理事等职。他创作的《血衣》、《改造二流子》、《井冈山会师》、《转战陕北》、《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库劳动》等作品脍炙人口，成为现代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王其智从小受父亲影响，学习绘画。四五岁时父亲便教他画牛，村头大树下的卧牛多入画呀，父亲为他作示范，几笔便把一头牛勾画出来了，看上去真神奇，对他太有吸引力了。

　　王其智在家乡读到中学毕业，解放后父亲将他接到北京，就读于华北大学美术系，后转入北平国立艺专，1951年毕业于中央美院，师从徐悲鸿、齐白石、李可染、吴作人、王式廓、蒋兆和、胡一川、张仃、罗工柳等画坛名师，受到严格的学院教育，奠定了坚实的绘画基础，培养了严谨的治学精神。这种家传渊源，子承父业及在美院所获得的良好教育，使得王其智在艺术之路上获得很高的起点，终成大器。

　　王其智在中央美院求学时，胡一川任职系主任、教务处长。班主任罗工柳是他父亲延安时期的老战友，是曾在延安鲁艺任过课的为数不多的老一代油画家。胡先生后来调任广州美院院长，长期关心、关注王其智的绘画创作，并给予极大肯定。胡先生说，我搞教学几十年，带过众多学生，有成就的也不少。但是像你这样默默无闻，不计名利的人并不多，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画像，勤勤恳恳。应该说你是最有成绩的一个学生，也可以说是中国最大的画家。老师笑笑说：“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毛主席画像有好几亿观众。画像不让签名、落款，如果允许署名，你的名气会比我大多了。”

　　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反反复复画一幅画，这在美术史上无疑是一个奇迹。6m×4.5m，有2层楼那么高，即使画到再熟练，也要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现场作画时要像木匠吊线那样，一根细线的误差都不能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面对这样一项特殊任务，常年累月地保持创作热情毕竟不是一件易事，有的同事熬不住了，提前退出了。王其智也曾动摇过。父亲一旦察觉，必定一顿狠批，你是不是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忘记啦？把为人民服务忘记啦？回去重新学！正所谓严师出高徒，没有老一代艺术家的严格要求，不会有王其智的艺术成就。画，既是笔墨技艺的结晶，更是画家人格的写照。正如王式廓所言，“好画家要用心去画画，画出生命来。没有生命不成其为艺术。”艺术处理上要有深度，就必须借鉴前人的成果，包括西方人的成果。学习、借鉴，然后才能谈得上超越，画出具有中国气派、民族特色的作品来。

　　不同作品、不同时期，一定会带有那个时期的烙印，王其智的作为反映了上个世纪中期艺术家们所特有的大局意识和奉献精神，视国家需要为个人的选择和归宿。即便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社会环境动荡不安，文艺领域依旧涌现了许多名篇，足以流传。美术是这样，音乐也是这样。纯粹、执着、有感而发，成为那个时期艺术家们的必由之路，王其智便走在这样的道路上，他于领袖肖像画创作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时代的造就。

　　在主观条件上，王其智秉性敦厚，为人谦逊，好学不倦，将所有的热情倾注在绘画上。热爱向为事业之开端。他爱画画，爱疯了、画痴了。绘画以外的事情，除了国家大事，一概不闻不问。香港回归，举世注目，而邓小平没能看到这一天，王其智为此难过了好些日子，终以作品《心愿》告慰小平于九泉之下。而后他将目光转向台湾海峡，看电视只看这方面的内容。他是位爱国者，并以他的画笔倾诉着对国家、对领袖、对人民、对时代的一往情深。他热心公益事业，许多重大活动，只要有益于国家、有利于百姓，他都积极参与。为支持奥运申办，他曾向北京市政府捐赠作品数十幅，表现了一位老艺术家的高尚情操，以回报社会为己任。画坛伯乐丁井文先生称赞他将青春热血、全部情感贡献给了绘画事业，承担了很大的工作量，是同期画家中最有成绩的一位。老画家秦岭云先生称赞他多才多艺，一专多能，称赞他画的老虎富有人情味，较以往的画虎大家们又进了一步，开辟了新的途径。他画的虎很静、很美、优雅、漂亮，不以凶猛见长，而是闲庭信步般安详从容。

　　根深叶茂，多姿多彩

　　现代画坛，徐悲鸿、李可染、傅抱石、林风眠以及吴冠中等大师、巨匠，都曾研习西画，为我所用，并最终在中国画上独树一帜。王其智延续了上述大家们走过的道路，继承了他们的风范。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起，他在油画、国画两条线上同步发展，以油画为主，兼顾国画。到七十年代末，领袖肖像画告一段落，他逐渐转向以国画为主，将这方面的爱好发展起来，使他的艺术生命焕发出新的光彩，并很自然地分作前后期，前期以油画为主，肖像为主；后期以国画为主，花鸟、山水为主。这就使他成为当代画坛极具包容性、极富创造性的一代大家。油画则中西兼擅，国画则更擅嫁接，在看似简洁的画面构成中容纳了多样性的绘画要素，则作品厚实而耐读，灿然而深厚。

　　王其智于国画题材上，尤其喜爱画老虎、寿桃、山水，选择老百姓喜爱的题材画。画什么、怎样画，要围绕为群众服务这样一种出发点。他画的寿桃在中国画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借鉴西画的用光、用色、透视关系，形成了强烈的明暗对比、色彩关系，极具立体感、空间感、色彩感。他把桃子画得又大又鲜亮，衬以墨色并用的枝叶，穿插活络，多所夸张，营造出喜气洋洋的画面效果。

　　徐悲鸿先生画马、画牛，也画过老虎，以画马最为著名。也许因为太忙，他难有时间和精力将老虎也画得形神兼备，天下无双。王其智就想呀，如果我也画马，无论如何画不过恩师。他所以选择了画虎。他又是一个最能吃苦，肯下功夫之人，静得下来坐得住，几十年坚持不辍，终成一代画虎高手。他画的虎工写兼备，而以小写意为主，着力于表现虎的气势、神韵，突出虎的王者气象，侧重表现虎的神态。他是位多面手，具有极高的造型能力，集几十年画肖像的功力用于画虎，自然较常人技高一筹。最基本、最细微之处，最能反映老虎的精气神，也恰恰最具表现难度而被多数画虎者所忽略、所回避，终不过画些皮毛而已。这就给王其智留下相应的空间。他画的虎以素描、结构等基础性能力为依托，以造型上的准确体现专业水准，用笔简洁明了，又要准确到位，以人物画之严谨成就于虎的形似、体美、神似。通过观察虎的瞬息变化，或动若脱兔，或稳如泰山，力求在画面上有所夸张，使之拟人化，把老虎最具神采的瞬间展示给观众。为此，他曾真的摸过老虎屁股，也专门买了活鸡到野生动物园投放，借此观察老虎捕食时的那种威猛。他画的老虎注重吸收民间艺术精华，用色强烈，风格明快、流畅。发挥他西画上的长处，突出用色、用光，在视觉效果上更具立体感，也更富探索性。虎的斑纹外面看很具象、很规律，而实际上极富变化，每一条都不一样，都随着骨骼、肌肉的变化而变化，颜色也受周围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从而把老虎画活了，深受观众喜爱。

　　当年，王其智曾在一代名师李可染先生的指导下习画山水，立志秉承先生“搜尽奇峰打草稿”之精神，曾到黄山、泰山、天山等地写生，通过亲近自然获得创作灵感。尤其晚年，他集数十年的笔墨积累，于山水画上汇集了方方面面的艺术修养，画笔下的黄山天都峰、始信峰，浓墨重彩，云天雾罩，一派诗情画意及山外有山般的意趣，如同仙境般多姿多彩，也预示着他的绘画事业正在步入更加灿烂的境地。

　　一项载入史册的工作

　　那天，我在天安门前金水桥边仰望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岁月，画像已然成为一种标志，可谓家喻户晓，“天安门前留个影”曾经是几代人的向往。日前，我有幸采访了毛泽东画像的原创者之一王其智先生，得知了毛泽东画像的来龙去脉。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创造了新中国历史，王其智等老一代艺术家创造了毛泽东画像的历史。历史伴随着时光渐行渐远，创造历史的伟人们相继而去，随着历史的远去，毛泽东画像神秘的面纱被揭开，使我们得以见到幕后英雄，聆听当年的故事。

　　毛泽东画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正式场合悬挂毛泽东画像，始于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主席台正中央悬挂着毛泽东与朱德总司令的油画画像，出自留学日本、“七·七事变”爆发后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任职延安鲁艺美术系的王式廓先生，也即王其智的父亲。

　　建国初期，人们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气氛里，各种庆祝活动，游行、集会场所，都少不了领袖画像，大多出自非美术专业人员之手，难免粗制滥造，亟待规范。尤其重大场所，用于大型活动的画像，更需尽快确立一种标准样式，以促使全国范围内的画像趋向规范。中央对此极为重视，要求中央美院肖像画室完成此项任务，由张振仕先生牵头，带领王其智、金石等主创人员组成一个绘画小组具体落实。时任中央美院人事科长的丁井文先生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王其智毕业留校，从事领袖肖像画创作是由我安排的，我找王其智谈话，对他讲，你是王式廓的儿子，一定要以父亲为榜样，服从组织分配，刻苦钻研业务。”后来，丁先生经常到肖像画室或到作画现场观看画像，给予鼓励，提供帮助。

　　1951年到1978年的27年间，王其智始终工作在创作天安门城楼、人民大会堂、新华门等处毛泽东画像及其他伟人画像的岗位上。他既是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的原创作者之一，新中国第一代伟人肖像画家，也是新中国建立后从事领袖画像时间最长的画家。

　　除天安门城楼挂像以外，人民大会堂、新华门、北京火车站、首都飞机场、中央电视台、军事博物馆及长安街两侧的重要建筑所用挂像，许多出自他手。在那个年代，不仅北京，全国各地的大中城市、重大场所，也都有领袖挂像，都想邀请画天安门挂像的画家去给他们的广场画像，例如新疆乌鲁木齐广场、太原广场等，也都挂有王其智和金石绘制的领袖画像。此外，他还参与创作了天安门广场上的马恩列斯画像、孙中山画像，以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老一代革命家的画像，成为所画领袖画像最多的肖像画家。冯法祀及许多老一代艺术家对王其智等人的工作给予极高评价。冯先生说，领袖画像不仅要像，更要把性格画出来，把精神画出来，要求有很强的基本功和表现能力。用我们专业水平来衡量，王其智等人的工作经得起考验，画出了民族特点，既有古典美，也有现代感，很了不起，在美术史上应该有一个位置。王其智画领袖27年孜孜不倦，这种对待工作极端敬业的精神很值得后人学习。

　　长期以来，天安门城楼正中的毛泽东画像已经融入这座伟大的建筑，作为标志性象征，受到全国人民乃至海内外友好人士的喜爱。无以计数的人们从四面八方、从五湖四海来到金水桥下，在天安门前留个影，更使这幅画像举世闻名。作为一件绘画作品，其传播之广、影响之大，无疑是绘画史上的奇观。王其智等人的劳动也必定载入史册。

　　高高的台架子

　　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初期，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历经多次变更，由建国前的头戴八角帽到身穿军装的侧脸仰视，到正脸侧分头，到侧脸单耳像，再到“文革”初期红卫兵选定的正脸双耳像等，一改再改。其间，尤以50年代中期完成的侧脸单耳像影响最大，准确地捕捉了毛泽东的精神状态、生命体态之最佳表现，形象地再现了一代伟人的魅力与气度，从而为世人所公认，也由此成为毛泽东画像的标准范式。该画像由张振仕带领王其智、金石共同完成，历时多年，反复修改，不断完善而成，集中了这一创作集体的共同智慧与艰辛劳动。

　　解放初期，创作领袖巨幅画像在中国尚属空白，可供参考的资料极少，是一项全新的美术实践，显然不能照搬西方的绘画技法，而必须充分考虑中国人的观赏习惯，既要专业人员说好，又要普通百姓接受，这就要求有很高的造型能力和素描功底，能够准确地把握和表现领袖人物的精神气度，画出内美、大美。王其智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12字诀：“博采众长，探索创新，妙在写神。”经反复实践，最终确定毛泽东画像以三块颜色为主：脸部偏红色，背景偏蓝、偏红，衣服偏蓝灰色。背景色又分不同层次，冷暖互融，强调协调，画出如同清晨般的感觉，晨曦涌动，朝霞拂面，蒸蒸日上。冯法祀先生评道，看得出来，为画好领袖肖像，他们作了许多尝试，借鉴了西画的色彩，光的运用以及方方面面的绘画成果，比例、透视、解剖学、三维空间、黑白灰对比等都体现出来了，是在多方综合的基础上开展领袖肖像创作，取得了开创性成就，我感到很了不起。

　　为此，王其智等人付出了艰辛努力。若干年之后，他曾拜访全国政协原主席李瑞环同志，谈起天安门城楼的画像时，李瑞环说：“当时我在建设人民大会堂，看过你们在天安门城楼后面画毛泽东画像。”20世纪50年代初，条件极为简陋，多在室外作画，搭一个破旧的席棚子，支一个高高的台架子。搭架子连铁丝都没有，用麻绳捆绑，架子上再加上桌子，摞起来比两层楼还要高，晃晃悠悠，很不安全。有一次绳扣滑脱，险些造成事故。为了观察效果，需要上上下下，退到远处观望，一天要上下几十次，非任劳任怨而难以坚持。

　　最难还是画脸部，既要形似，更要神似，要画出伟人的气度、神采。画成后要挂在墙上看效果。王式廓提出，人物画最难画出神韵。要画出领袖的神韵、要大伙都能接受就更难了，因为大家都见到过，都有自己的评判标准。毛泽东画像完成后王式廓到现场看效果，发现脸部颜色与城墙不协调，当即提出将脸部色加重、加红。他说，大广场的肖像怎么画？是一项新的命题。不是一般的礼堂而是大广场、特大广场，受蓝天影响，又是挂在红色的城墙上，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如果颜色过于写实，画出真人般的肤色，远看就没色了、苍白了，所以必须画得红润，要加重、加红，才能与红墙相协调。张振仕等人采纳了这个建议，再次作了修改。他对王其智说：“你父亲的这个建议太好了，改过之后效果特别好。”

　　一天，周总理路过天安门时也对画像提出了修改意见，他提出从远处看毛主席的眼神不够精神。总理走后，王其智等人赶紧找原因，比例、结构、设色、用光，怎么找都感到没问题。可总理是不会看错的，他是最有发言权的人。经过反复观察，最终发现左侧眼窝该暗的部分没有大胆地暗下去，遂再次作了修改，强化色彩的明暗关系，使得画像较原先更具神采。

　　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

　　27年，为创作领袖画像，王其智奉献出最富激情与创造力的青春年华，他与张振仕老师等人，一同完成了毛泽东画像的研究创作，确立了毛泽东画像的标准范式。采访中，王其智一再强调张振仕老师的带头人作用，由衷赞美老一代艺术家的传帮带作用。为领袖画像是一项默默无闻的工作，是在特定年代发生的创造性劳动，是当代美术活动中一项鲜为人知的特殊贡献，若无团结协作、奉献精神，没有人可以独立完成这一使命。在张振仕的带领下，有时两个人，有时三个人，相互配合完成一幅作品。随着时间推移，张振仕因工作繁忙等原因，时常将现场绘画任务布置给王其智、金石等年轻人去做，以促使他们尽快成长起来。除天安门城楼画像外，各大建筑、各大国家部委办局及一些省市单位，也请他们去画像。直到“文革”结束后，数量逐年减少，硬性任务只有天安门城楼那一张，由于油漆褪色等原因，每年都要更换一两次。需求少了，王其智的年龄也大了，爬上爬下不免感到吃力，这才告别这项工作。记得最后他曾应邀为军事博物馆、中央广播电台大楼画像，如今这些画像均已列为馆藏文物。到广播电台大楼画像依然是室外作业，搭一个台架子，蒙一块帆布作棚子，有一天大雨如注，帆布兜满雨水，不堪重负，突然间坠落，将台架子砸塌了，即将完成的画像只得重画。

　　就这样，风里雨里露天作业，一画几十年，甘于奉献，不求索取，养成了他的人品纯粹与精神富有，习惯于默默无闻，更兼有骨子里的纯朴善良，以这种品质及对绘画事业的由衷热爱，终使他大器晚成，成为集油画与国画兼擅的丹青妙手、艺术大家。以领袖肖像所必需的细致工整，一丝不苟，也磨砺着王其智的意志品质，使他足以面对任何困难，不避枯燥寂寞，甘于默默奉献。从绘画技艺看，画像也是创作，甚至更严谨、更细致、更复杂，要求更高，因为作品要面对亿万观众，容不得半点疏忽。在绘画类别上，伟人肖像画需从零开始，极富挑战性，尤其造型能力及色彩运用，更需千锤百炼，客观上要求王其智在艺术追求及具体实践中不断总结，精益求精。

　　为着画好领袖像，也为着不断拓宽艺术视野，丰富笔墨表现力，王其智常年坚持画写生，星期天背上油画箱子，拎个小凳子，外出画鼓楼、钟楼、北海，王式廓有时也带他一块外出，给予指导，父子俩最常去之地是中山公园。为完成国家重大场馆的挂画任务，他曾去井冈山地区采风，在小井、大井，茅坪、茨坪等地画写生，当地老乡特别热情，向他打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