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学术性论文虽然有学术味，但是未必与学术有关。换一句话说，写美术批评只是业余的行为而已。美术史方面的专业人士往往不认识非专业的批评家所认识的艺术家，更不知道这样的一些批评家到了那里准备写些什么。像麦克·乔拉·雷斯(Mac Giolla Lｅith)这样的批评家本行是研究某种语言的，美术批评只是其副业。他的文章中引证繁富，有语言学、法国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符号学和精神分析等的内容，其中雅各布森、班维尼斯特(Benveniste)、德勒兹(Deleuze)、瓜塔里(Guattari)、本雅明、梅洛-庞蒂、索绪尔和拉康都是普通的名字，更有一些时髦的学术术语， 用意无非是增加批评的分量和说服力，可是并不促使读者作深入的思考，仿佛批评话语的密集是首要的，而观点与论证则退而次之，对作品本身的分析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样的批评或许会红极一时，但是却会褪色的。

　　第三，我指的文化批评是报纸杂志上雪崩似的、内容又包括了美术的批评文章。因而，其本身不就是美术批评。典型人物为萨拉·沃威尔(Sarah Vowell)。她的文化批评什么都写。她在我现在执教的芝加哥美术学院当学生时，对批评史或艺术史均无兴趣。她将美术与文化放在一起进行谈论，其实是早已有之的做法。大众文化批评家劳伦斯·阿洛威(Lawrence Alloway)就是一例，而后又有尼古拉斯·米尔佐夫(Nicolas Mirzoeff)、戴夫·希基和维克托·伯金(Victor Burgin)等人。他们的共同点在于，美术已经成为深深地介入到大众文化之中的存在，因而再去吁求所谓的“精英”艺术，就过于老派和误导人了。依照沃威尔的看法，文化混融使得美术批评家不再是必要的，因为美术批评已经解体并融入了更为广泛的文化批评。文化批评的要害在于，它含有一种反美学的美学观念，同时到了最后又是回避当代文化中的一些极其严肃的问题的。

　　第四，守成派的宏论的最好例子当然是希尔顿·克雷默。2001年，克雷默主编的《新批评标准》杂志的编者按是这样写的：

　　从一开始，我们努力要奉献的就不只是报道，而是批评。我们所说的“批评”就是“辨别”，也就是说，有见识的价值判断……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辨别并非敌对的态度──尽管就其本质而言，对当代美术界的辨别性的评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否定性的评估。批评怎么可以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一个狡辩、意识形态的做秀和玩世不恭的商业行为都很猖獗的世界……这里所说的批评就是区分好与坏、成功与失败。

　　我推想，撰写编者按的人就是克雷默本人。在他看来，辨别的缺乏和当代美术的失败是相伴相随的。他想要看到的是那种在“和谐与传统”的名义下完成的、技巧高明而又非政治性的艺术。诸如此类的价值观有时候还会将克雷默引向艺术以外的地方。他曾经为画家奥德·纳德勒姆(Odd Nerdrum)写过一篇有趣的评论。初看起来，这个画家确实是克雷默标准中的完美艺术家，因为前者的技巧绝对过人，也憎恶商业性的东西，同时极为关注伦理的问题。克雷默起先说，纳德勒姆在“官方的美术界”中毫无成功可言，他的作品批判了“当代艺术中所有的正统观念”，他对自己回归于伦勃朗毫无愧意，他的技巧登峰造极，而其作品题材中的强烈的道德感使其和《格尔尼卡》一样前卫。他自豪地将自己的绘画称为“反现代主义”，可是又与后现代主义阵营的姿态无关……如此评论下去，克雷默应当将纳德勒姆列为大画家，可是，实际上他又没有到那种可以说出这种看法的地步，这或许是因为克雷默感觉到了，纳德勒姆是过于奇怪地迷失于这一时代了。无疑，克雷默的生活与真正的艺术界的实际状态相距甚远。

　　第五，哲学家的文章也许最佳的例证就是世纪之交的阿瑟·丹托(Arthur Danto)的批评文章，尽管托马斯·克罗(Thomas Crow)在评论极少主义和观念艺术时运用了一种更为哲学化的语调。在克罗看来，诸如极少主义和观念艺术都显而易见地和哲学问题联系在一起，因而需要展开哲学化的批评。而且，它们为重要的哲学问题提供了向作为门外汉的公众进行展示的最为重要的场合。由于哲学已经退缩到了一种狭窄的学术圈子里，那么，观念艺术家就能“名正言顺地要求那种最后的公众哲学家的地位”。不过，他也提醒道，哲学的意义当然只能延伸到极为少数的人身上。他指出，艺术作品不是还原为哲学本身，它们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立场，在严肃的批评家眼里，它们较诸用语词表达的哲学问题还要具有挑战性和魅力(可是，我本人并不完全同意克罗的具体见解，因为有些艺术作品所具现的哲学问题并不是那么有意思或“迷人的”)。

　　丹托的笔调显得轻松些。不过，他也关心艺术品的哲学力量。他的哲学论文──与他的美术批评不一样──总是围绕一个著名的观点，即美术史在1963年沃霍的《肥皂箱》那里就终结了。在我看来，有两类读者对丹托的哲学论文以及美术史已然终结的观点感兴趣。一类是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等；另一类则主要是艺术家，他们用历史终结论的观点来解脱自己的压力，即不再对历史负责，因而也就不用操心自己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历史中的位置。

　　丹托一直在为欧美的各个博物馆和美术馆撰写批评文章。他在批评文章中提出了全然不同的问题。我特别感兴趣的是美术史终结之后的美术批评写作的观念。丹托觉得是为自己的观点而写作，而别人的见解也可能是有效的。令人觉得奇怪的是，即使是在为沃霍之后的艺术家写批评文章时，丹托也是旁征博引。他对艺术运动、风格、艺术家和观念等进行比较，常常也不无说服力。

　　在哲学家的文章类别里，还有斯蒂芬·梅尔维尔(Stephen Melville)对20世纪80年代美术的审慎的、解构式的读解，惠特尼·戴维斯(Whitney Davis)最近关于雕塑的论述等。我之所以将他们也纳入其间，是因为他们都把艺术品看作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哲学领域。 （待续）

　　

　　(译自James Elkins, What Happened to Art Criticism Failure in Twentieth-Century Pain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