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巨而名高”与
“笔墨等于零”无涉
自从吴冠中先生“笔墨等于零”的观点出来后,多有争论文章见诸报端,中国画的发展当然需要各种观点的撞击。只是,在讨论问题时,论述者的心态端正与否是非常重要。时隔一年,读到童中焘的《居“一”治“一”,弘扬“笔墨之道”——斥破吴冠中的“归零说”》(《美术报》2008年2月2日)一文,尽管引经据典,但给我的感觉不依不饶、穷追不舍,症结好像并不因为吴冠中的“笔墨等于零”,而是因为“吴冠中以作品价巨而名高”。
这不是我对童中焘文意的曲解,童中焘在其两篇驳吴冠中先生的文章里都有这个说法,《居“一”治“一”,弘扬“笔墨之道”——斥破吴冠中的“归零说”》一开头就说了这句话,《吴冠中的狂妄》一文是在结尾处说 “当今中国,吴先生可说是名、价首屈一指,影响特大。”“笔墨等于零”也好,“弘扬笔墨之道”也罢,其与吴冠中先生“价巨而名高”乃至“名、价首屈一指,影响特大”应该是并无关涉的,老是将观点问题与这一并不是吴冠中先生自己造成的“价巨而名高”混为一谈,是不是又可以说是童中焘对吴冠中芥蒂太深?
既然童中焘认为“须知:凡‘命题’,必不得有前提。不知或不讲问题的实质,必东拉西扯,以作掩护。设前提,即显其说之假或伪。”那么,为什么一开始自己就“不讲问题的实质,必东拉西扯”?
此“概念不伦,莫知所云”之一。
所谓“居‘一’治‘一’”
实是居“零”治“一”
童中焘的弘扬“笔墨之道”是主张“居‘一’治‘一’”,遗憾的是我从童文里并没有看到他“居”的是哪个“一”?倒是有对“白纸”和“笔”的一番论述。如:
从艺术表现看,从中国画的高度看,都不能说“笔墨等于零”。“笔墨”是“一”,不是“零”。一张白纸为零;一落笔,对于绘画,便是“一”。中国画的大法是“一画”。空谈白纸,毫无意义。吴冠中“消解笔墨”,正是消解此“一”。笔墨被消解,何来进退?“归零”消“一”的结果,是中国绘画的艺术高度的丧失,这一独立艺术的消亡。笔墨的有无与“包容个性”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归零”乃是承认不承认、要不要笔墨的大问题;与中国画笔墨表现内部的“有”和“无”,不应相对而论。
如果说童中焘的“‘笔墨’是‘一’,不是‘零’”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一张白纸也就不能认为是零——因为童中焘所说“为零”的白纸是“一张”。绘画“一落笔”的最直接载体是白纸,如果说这张白纸是零,那个“一落笔”的“笔”面对的便是零,“纸”是“无”,“笔”是“有”,“有”在“无”的前提下能有作为吗?
“笔”无“落笔”处,“笔墨”这个“一”,其实质就是“归零”,既然“归零”了,“中国画笔墨”又如何“表现内部的‘有’和‘无’”?消解白纸,可能比笔墨“归零”说来得更彻底。让人纳闷的是,“一张白纸”如何在画家童中焘的意识里认为是“零”?有绘画经验的人都知道,创作之前,总是面对洁白无瑕的纸进行形象思维、构思谋篇,历代有成就的大画家多有面纸数日乃至经月的事例。
由此可知,童中焘的“弘扬笔墨之道”也是回避“质”片面强调“文”的另一种说法,更为滑稽的,是废弃“纸”而去“弘扬笔墨之道”的。究其实质,是“居‘零’治‘一’”而不是“居‘一’治‘一’”。
白纸被消解,何来笔墨?此“概念不伦,莫知所云”之二。
“笔墨”是中国绘画之“文”
童中焘弃“纸”去“弘扬笔墨之道”亦即“居‘零’治‘一’”是有其理论支撑的。他说:
笔墨既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这是中国文化所决定的。总而言之,中国画是一个“笔墨之体”。这个说法,意味着:笔墨乃是所以成为中国画的最基本的要素。中国画的其他要素或因素,如情感﹑材料的使用(“形”的载体)﹑气韵﹑境界等,都与笔墨为一体,都不能离开笔墨而存在。笔墨是其他这些要素或因素的落实。所谓“标准”,就指向这一客观化的实体。
所谓“笔墨既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使人大跌眼镜了,而“这是中国文化所决定的。”不知其根据何在?
有美术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绘画最初的精神追求与西方乃至古埃及美术的精神追求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都是适应和配合当时的社会不得不然的一种现象。仅以中国绘画来说,在周代“似乎已完成了宗教(巫术的)的阶段,而负荷政治上很重要的使命。”(傅抱石《中国绘画思想之进展》1940年)
中国画,其最初的文化精神内涵是源自老、庄的,即:
以庄子的绘画观,是纯然认为和“天”一致,他所尊崇的画家是“解衣磅礴”,以作者的道德世界为作品的世界,而这世界须与“宇宙”相合,后世所谓的笔墨,不过荃蹄而已。(傅抱石《中国绘画思想之进展》1940年)
正因为明清以降以“不过荃蹄而已”的“后世所谓的笔墨”为“精神”并衍生成必须遵奉的“笔墨之道”,才导致黄宾虹先生说出“唐画如麴,宋画如酒,元画如醇,元代以下,渐如酒之加水,时代愈近,加水愈多,近日之画已有水无酒,故淡而无味。”
黄宾虹先生还说:
“作画言理法,已非上乘。故曰从门入者不是家珍。画者处处讲法门,竭毕生之力,兀兀穷年,极意细谨,临摹逼真,不过一画工耳。”(《自题山水》)
由此可知,童中焘的“总而言之,中国画是一个‘笔墨之体’。”这个说法,意味着:笔墨是所以成为中国画的最基本的要素。中国画的其他要素或因素,如情感、材料的使用﹑气韵﹑境界等,都与笔墨为一体,都不能离开笔墨而存在。笔墨是其他这些要素或因素的落实。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的“六要”,即:
“夫画有六要:一曰气,二曰韵,三曰思,四曰景,五曰笔,六曰墨。”“气者,心随笔运,取象不惑;韵者,隐迹立形,备仪(一作遗)不俗;思者,删拨大要,凝想形物;景者,制度时因,搜妙创真;笔者,虽依法则,运转变通,不质不形,如飞如动;墨者,高低晕淡,品物浅深,文彩自然,似非因笔。”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画家一谈到中国绘画动辄就是“笔墨”,“笔墨”成为中国绘画的代名词,殊不知,“水墨”意识在南宋才逐渐形成的。“笔墨”不是中国绘画的精神。即便是元以后倡导“笔墨”,“笔墨”也只是画家认识自然、解读自然、表现自然的一个个个性化的元素符号。一件画作的优劣与否,要从三个方面来衡量,即:广度、深度和高度。“笔墨”无所谓“深度”,只存在优劣。这大概就是张彦远之所以将“笔、墨”列在“六法”之尾的理由吧。
我不否认“笔墨是其他这些要素或因素的落实”,就像著书立说要凭藉文字和标点符号去落实一样。我们总不至于去说:中国文学是一个“文字、标点符号之体”。这个说法,意味着:文字、标点符号乃是中国文学的最基本的要素吧?
童中焘的“中国画的其他要素或因素,如情感、材料的使用、气韵﹑境界等,都与笔墨为一体,都不能离开笔墨而存在。”其实质是将作者的情感、自然物象、山川丘壑“沦落”为服从并服务于“笔墨”的小前提。本末倒置了!在我看来,笔墨精妙与否是受制于作者构思谋篇的成功与否,而构思谋篇的成功与否又是受制于作者的观念和修养的新与旧、高与下。
童中焘在其文结尾处说“中国画的局势是:直面生活,各行其道;综合创造,其‘道’乃大。吸收异质文化中有益的﹑可以容纳的东西,消化整合,开中国画的新局面。”
那么,此与其文前主张的“弘扬笔墨之道”是不是有点不类?既然是“直面生活,各行其道;综合创造,其‘道’乃大。”那么,为什么还要固执地坚守“技法有程式”——“技法有程式,如人物‘十八描’,如山水的种种树法、皴法。”?
此“概念不伦,莫知所云”之三。
“一画”是石涛独创画学概念
不是“中国画的大法”
童中焘又说“中国画的大法是‘一画’。”闻所未闻!在中国画学史上,虽然有“一画”或“一笔画”说法,但并没有人将“一画”界定为“中国画的大法”。如果硬要说中国画有一个大法,那应该是南齐·谢赫提出的“六法”。历代画家也没有说“一画”就是“中国画的大法”。将“一画”作为一个独立的画学概念来阐述的,是清代“四僧”之一的石涛。石涛提出的“一画”是怎样的一个画学内涵呢?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朱良志诠释为:
一、石涛的一画不是道,不是线,而是法。这个法是他的至法,至法即无法,是一种母法则,是法本身。一画作为无法之法,是要使画家解除一切来自于传统、概念、物欲、笔墨技法等束缚,进入到一片创作的自由境界中。所以,一画的核心是要发掘人的创造力,这一创造力是人的自性的显现,而如何使这一创造灵明自在兴现,惟有通过妙悟的认识途径才能达到。石涛的一画说,不是一个关于画法的理论,而是一种侧重于建立自性本体的理论,这一自性本体可以称为创造本体。所以在《画语录》中,尊受、蒙养、生活、资任、氤氲等石涛整合的新概念,都是围绕着一画而展开的,都是为了突显一画作为创造本体的特点。正因如此,一画可以说是一种体物方式,一种创作原则,一种创作心境,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人生境界。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石涛在画学方面的整体看法,所以他说:“吾道一以贯之”。在中国画学史上,虽然也有一画、一笔画等类似的概念,但和石涛这里所要表达的内涵是不同的。
二、石涛一画说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于禅宗。在《画语录》中,儒家思想,易学思想、道家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其根本的思想来源主要是禅宗。虽然依照石涛法无定法、不立一法之思想逻辑,不应该为其确立一个思想源头,但其痕迹是如此明晰,使我无法放弃这一判断。只是我感到石涛并非是生吞活剥禅宗思想,他是把禅的思想冥然溶入到他的具体论述之中。禅是一画之髓。石涛一画说的理论基础是大乘佛学的“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思想和南宗禅“直指本心,见性成佛”的观念,他不像莫是龙、董其昌硬性套用禅宗的理论,为自己取得南宗禅的正宗地位,石涛是用南宗禅的精神写出他的惊世绝俗的《画语录》,铸造他义理晦涩的一画说的。(《“一画”新诠》《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
石涛“一画”说自有其道理在,然其“思想渊源主要来自于禅宗”——中国文化组成部分之一——禅,是硬性套用石涛“一画”的画学概念。
此“概念不伦,莫知所云”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