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的美术界，现实主义精神的写实绘画受到冷落。在如雨后春笋、开幕式隆重热闹的画展中，能够唤起人们对大自然和生活之爱的优秀作品并不很多，从正面讴歌改革开放时代的生活，在作品中塑造了鲜活感人的艺术形象，具有历史感的主题性和历史题材的好作品，更是成为罕见的稀有之物。在号称“红色经典富矿”和“美术大省”的南方某省，却在国家组织的100个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活动中，毫无建树。

　　历史的经验值得引以为戒。20世纪50年代，由于在艺术上推行极“左”政治，而强令国画家必须学习人体解剖和画素描。特别是在十年“文革”中，连山水和花鸟画都被打入冷宫，只允许鼓吹极“左”政治主题的写实性绘画“一花独放”，造成对艺术生态平衡的严重危害。可是，近些年来，似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贬损和冷落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写实性绘画。认为只有逸笔草草、抒怀远离现实生活和时代，只有描绘几百年不变的“梅、兰、菊、竹”四君子一类狭窄题材，美女、文人雅士，或简笔花鸟一类作品，才是艺术的“精品”，甚至将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模式，当成中国美术发展的方向。中国美术正在出现另一种艺术生态失衡，是值得引起重视的倾向。

　　作为一个老美术家，我对近几年来美术界正在出现的艺术生态失衡倾向，深表忧虑。我担心在中国也出现像西方出现的情况那样，由于“否定一切”的现代主义反传统思潮的猖獗，使西方具有数百年历史的优秀现实主义艺术传统边缘化，使西方艺术生态平衡遭受严重破坏的悲剧，也在中国美术界重演。

　　在广州参观了“郭绍纲家庭画展”等多个画展后，使我看到了有可能纠正美术生态失衡倾向的希望。因为，在改革开放的广州，不但在经济上对全国具有影响力，而且在文化和艺术方面如何保持和良性循环地发展文化与艺术的生态平衡，也对全国美术界有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好经验。在改革开放的广州，文化艺术方面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表现在维护文化艺术物种生态的多样性，考虑和照顾到了人民群众对文化艺术审美需求的多样性。正如广州美术界有位老朋友风趣地比喻说，一桌美味佳肴的酒席，不能全是大鱼大肉，还要有萝卜、白菜、豆腐和苦瓜与甜味品等。当然，也不能一桌全是萝卜、白菜和豆腐一类素菜，而没有鱼肉和鸡，要考虑吃酒席的人对美味佳肴的不同营养需求，口味与口感的习惯，乃至偏爱。美术创作也是如此，改革开放的广州美术界，艺术生态的平衡和多样性表现为美术中的国、油、版、雕各个画种都得到了发展，山水、花鸟、人物画各有各的发展空间，喜欢搞现代或“当代艺术”探索的年轻人，可以自由地去搞。这些年来，在内地写实主义的主题性创作，严肃的历史题材创作受到冷落的时风中，广州美术界却先后组织了几次有关近现代史的严肃历史题材的创作。这生动地说明，早在1840年就开放了的今日之广州，美术家们的艺术胸怀博大，眼界开阔，心态平和，广州美术家对于像潮水般涌进来的西方现代艺术，不会因少见多怪而迷失方向，也不会因此而对真善美的艺术审美理想的追求发生动摇。至少有一部分美术家们坚持认为，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写实绘画，也应当有她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在我参观“郭绍纲家庭画展”的过程中，郭绍纲和高志老师告诉我，他们的孩子——郭晨和两个女儿，在加拿大多伦多和温哥华办美术教育，是按国内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写实绘画的基础教学原则和要求去进行的，尤其是受加国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文化教养的家长和青少年们的欢迎，且成果积极显著。郭晨三兄妹在加国参与当地的美术活动，创作的许多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写实油画风景画，被加国友人喜爱，被加国不同文化和审美层次的艺术收藏家视为富有审美价值的艺术珍品争相收藏。此次通过举办郭氏家庭画展与广州各界人民见面，又获得了文化和艺术界广泛的好评。由此可见，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富有艺术审美价值的优秀美术作品，不分国界，都会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

　　郭氏画家们在加国的情况是如此，其他如在法国巴黎的老校友陈建中，在美国纽约的老校友钟耕略、李东肇、黄少华和麦国雄，在芝加哥的涂志伟，在三藩市的老校友关则驹、陈衍宁、冉茂芹和蔡楚夫，以及雕塑家王继达、徐耘、郭选昌和吴信坤，已故画家陈逸飞等，都是靠在国内打下的具有现实主义写实绘画坚实基础，在西方世界从艺术上发展得很好。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中国写实主义雕塑落后，以至于为蔡锷、孙中山和黄兴等革命先贤创作纪念像，只能耗资去请法国、意大利或日本的雕塑家出马。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英国花重金请旅居美国的中国著名油画家陈衍宁，为英国皇家重要成员创作油画肖像。2005年，在美国油画肖像协会和美国国际艺术沙龙的肖像竞赛中，油画家冉茂芹的油画肖像，分别荣获第一大奖和金奖。现在，人们都在对深圳大芬村的艺术现象进行研究。大芬村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为大量复制、临摹与生产西方古典主义和中国优秀写实主义绘画的文化产业基地，通过画商大量销往欧美或亚洲其他国家。还有像美国西海岸的距洛杉矶市不远的一个名叫卡谬的小旅游城市，拥有200多家画廊，在画廊中卖的80%的画，大都是画商们从世界各国收购去的写实主义作品。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即使像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如果写实主义真的垮台了，如果现实主义在西方各个不同阶层的人民中没有受众，不受欢迎，没有市场，那么，画廊老板们会愿意去经营吗？这一方面证明由于西方现代主义的兴盛，破坏了西方国家艺术的生态平衡，使西方原有的优秀现实主义写实油画传统衰落。另一方面也生动地说明，中国现实主义绘画得到了健康的发展。不能对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现实主义精神的写实绘画发展成就，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

　　可是，近年来，在中国美术界，有人将西方现代主义所鼓吹的所谓现实主义“写实绘画死亡”的奇谈怪论，照搬与照抄。而宣布“现实主义写实绘画死亡”的画家，当年就是靠现实主义的写实绘画《××组画》“一炮打响”的。历史似乎总是使少数讲话不顾历史事实的人，处于尴尬的境地。前不久，《美术报》以一个整版转载了《南方周末》上一位美术界老前辈“说真话”的图文，细读其文，我觉得其对现实主义美术的一些看法不够客观。

　　应当承认，他对当代中国美术界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坦诚说了真话，但也有值得商量和讨论的地方。尤其是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现实主义艺术在中国的功过。十年“文革”的历史距今并不久远，当代60岁以上的美术家都亲身经历了那场政治与文化的浩劫，当时，有媒体按照“四人帮”的旨意，将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封为“无产阶级艺术的明珠”。（此为当时上海某报为该油画发表社论的标题）把该油画的执笔画家树为“最优秀”的“红色画家”，而不允许美术家们对该油画发表任何不同的看法。而当今《南方周末》对宣称“说真话”的老前辈，是否也陷在了当年的舆论模式之中？我不断听到广州美术界不同年龄层次的美术家，向我坦诚和尖锐地发表了对“讲真话”的老前辈的某些观点不予以认同的意见。

　　在20世纪50和60年代，为了张扬写实主义艺术，就要将西方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等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打入冷宫。当时有位青年油画家说了一句“不能只说苏俄现实主义艺术好，我认为印象派也不错”，就被打成政治上“反苏”的“右派分子”，从此不知去向。如今则像“说真话”的老前辈那样，为了张扬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就要把现实主义艺术贬损得一无是处。如若有人站出来说在世界上具有悠久历史的现实主义艺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实主义艺术，并非如“说真话”的老前辈所说的那样糟。或许也会被人扣帽子。在中国学术界，当然应当提倡讲真话，但更要提倡有坚持真理的勇气。评价历史问题，要按历史事实，说话要摆事实讲道理。“说真话”的老前辈在回答《南方周末》记者的“现实主义的影响是好处多还是坏处多”的奇怪问话时，说：“我认为照相发明之后，现实主义必定要消失。”“现实主义该垮台了，该百花齐放了。”我认为老前辈所说的这个问题，是个可以进行讨论的问题。

　　在我看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提倡现实主义本身并没有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艺术，并非如“说真话”的老前辈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在20世纪50和60年代，艺术上“百花齐放”实行得不好，根源不在于现实主义本身，而是由于当时在文艺政策上搞极“左”的原因。利用《南方周末》来“说真话”的某老前辈，说他原本画人物画，是由于当时从政治上批判他“丑化了工农兵”，才迫使他“改画风景”的。他在20世纪50和60乃至70年代画的风景画，也都是现实主义的写实油画。老前辈在那些年代画的以桂林山水和江南水乡为题材的油画风景，艺术表现手法都很写实，色彩粉粉的，油画笔触平平的，画面艺术效果灰灰的，很像水粉画，而缺少色彩明亮、阳光明媚的艺术感。看得出来老前辈在当时也在有意模仿流行的“苏派油画灰调子”的时髦之风。从那些作品中，哪里能看得到老前辈所一直“执著追求”的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子？看看他在20世纪50和60年代发表在《美术》、《新观察》和《人民画报》的美术作品，就知道其中“顶着极‘左’政治压力”，“执著追求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子。

　　老前辈在回答《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时说，当1978年3月与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法国19世纪农村风景画展”的同时，“在自己任教的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个破教室里举办了自己的个人作品展”（应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因老前辈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离开了中央美术学院）。老前辈感慨，“自己的作品还有公开展出的机会，这真是个奇迹”。又说“做画时我根本不知道这些作品有发表、展出的机会”。此与事实不符。美术界有许多老同志指出，早在20世纪50和60年代，他就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作品。

　　对于老前辈揭露在中国推行现实主义的“罪魁祸首”徐悲鸿，在20世纪50年代就批判他搞现代主义的传言，也有不同的议论。早在数年以前，当时与老前辈同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至今还健在的冯法祀等多位老教授就站出来纠正他的传言，证明并无此事。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50和60年代，美术界确实存在宗派主义的问题，当时挤压林风眠先生是个历史错误。但是，今天为了抬高林风眠先生，难道就可以去贬损徐悲鸿吗？如果认同此理，难道不同样是在发泄宗派主义的不健康情绪吗？这是不值得倡导的。

　　“说真话”的老前辈公开坦言自己是崇拜鲁迅的忠实信徒，这令人深表敬意！可是，鲁迅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就主张和号召中国革命和进步的美术家，不但要向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德国著名女版画家柯勒惠支学习，而且，还要向现实主义的苏俄艺术学习，主张艺术要为人生，艺术要为中国革命事业服务。可是，“说真话”的老前辈，却对现实主义的苏俄艺术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这令人感到难以理解。主张艺术要“百花齐放”的“说真话”的老前辈，为何只允许现代派艺术独放，而不准现实主义艺术开放呢？！难道老先生认为现实主义艺术不是中国美术百花园中的一朵花，也应当拥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吗？

　　多方面的外来艺术咨讯表明，即使在“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一统天下”的美国，现实主义也仍然有其巨大的生存空间。美国政府虽然在别的国家推行现代主义和当代艺术，可是，美国却用一座山雕刻美国历史上四位总统的现实主义的《国家纪念碑》；美国国会山陈列的歌颂美国历史的重大历史题材和重要历史人物的绘画和雕塑，都是现实主义的艺术。法国毕加索纪念馆馆长克莱尔先生，算是西方艺术界的权威，在西方艺术界回顾和总结现代主义艺术百年史的时候，他振聋发聩地说：“西方现代艺术生产的是毫无价值的垃圾。”像他这样评价西方现代艺术，也许有失偏颇之处。我认为，无论是对于现实主义或西方现代主义的评价，都应该采取“兼听则明”，坚持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

　　依我浅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现实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半个世纪中，既有很大的成绩，又有某些缺点，还有值得需要认真总结的经验和教训。但如为了在中国推行西方现代主义，而全盘否定现实主义，使艺术的生态平衡惨遭破坏的悲剧在中国重演，我认为是不行的。因照相术发明，现实主义艺术而被人诅咒为“一定要垮台”，被骂了一百多年的现实主义，会按照她自身的生存规律，继续走着发展之路，虽然道路既艰辛又曲折。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不能搞另一种新形式的“片面性”和“走极端”！    

　　

　　（钱海源：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湖南省美术家协会原副主席，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城市雕塑评审委员，国家一级美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