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11期《书法》杂志上，刊发了章祖安先生的一篇《写文章之难》，由“国学大师”谈到“国学”、“汉学”的用词何者更确切的问题。读后感慨颇深。在今天，“出名”也已演变得非常容易的形势下，章先生为了一个名词的权衡还要深感为难，这种学人的心理状态和风范，正是传统的文脉所系。

　　章先生是我的师长辈，1980年代我在浙美求学时，常与章先生一起陪了卢鸿基先生去听戏，但当时学问上的事，向章先生求教得并不多，后来更疏于往来。我在浙美时，包括离开浙美后，关系更亲近的是卢坤峰等先生，我视卢先生为师，卢先生则视我为友。后来有一次，与童中焘等先生一起聊天，我把童先生、卢先生等与方增先先生作为浙江书画界的同一代，而潘天寿等为第一代，林海钟等为第三代。童先生当即表示，方先生是他的老师辈。这就是这一代人的风范。我的意思是从历史上看，师、生不妨是同一代，因为他们都面聆过第一代的咳唾，得到过传统的“第一手资料”。

　　我始终主张，传统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因此，对于传统的认知，应该从一个个具体的、优秀的传统型书画家来认识，撇开了这些具体的传统人物，光从书本上去认识传统，是很难获得真知的。传统之传，是指它的传承、变易，传统之统，是指文的规范、定则；只有变易，传统就将在传承中走样到不成传统，而只有定则，传统也会窒息生命的活力。但如何变易？如何规范？只有当你与潘天寿、唐云等有过深入的接触，才能有真切的理解。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一直认为，传统的文脉在江南，尤其在杭州、上海。因为正是在这两地，20世纪下半叶后，有着数量最多的优秀的传统型书画家为第二代作面命耳提，而后又由第二代向第三代作耳提面命。当然，杭州与上海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在杭州有一些顶级的人物，马一浮、张宗祥、夏承焘、黄宾虹、潘天寿、沙孟海，但一流的人物数量较少；而上海，论顶级的人物虽然不如杭州，但论一流的人物，数量不仅超过杭州，而且居于全国之首。从这一点，两地的第二、第三代书画家，传承传统文脉的福分是同等的。但杭州的第一代，文史界与书画界打得较通，而上海的第一代，文史界和书画界大体上处于各自为政的状况；又，改革开放之后，浙江以打造文化大省为目标，更注重对传统的传承和弘扬，而上海以走向世界、接轨国际为目标，更注重汲取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艺术的营养。这样，上海的第二、第三代书画家，在传统文脉的传承方面，自然不能不让杭州一头地。

　　传统的文脉看西湖。这也是我20多年来一直同杭州、浙江的师友走得较勤的缘故。

　　那么，这个传统的文脉又是什么呢？便是章先生在《写文章之难》中所说的：第一、正气，第二、犀利而能委婉，第三、有谦谦君子之风。章先生用这三条来评价我，我是不敢当的，但又确是我为人、治学、从艺的目标，是“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包括章先生和杭州的其他师友，我想情况也大致如是。

　　这三条又是统一的，层层推进、层层落实的。正气就是要犀利而委婉。光有犀利而没有委婉，便成了“小人”。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歧视女子当然不可取，但小人又确是如此，亲近了他，他就得意忘形，出言不逊；疏远了他，他就怨天尤人，肆无忌惮。这就是梁任公论晚明士风大坏、文人无行所指出的“下流无耻”。而光有委婉而没有犀利，便成了“乡愿”，孟子说“乡愿”就是“德之贼”，梁任公则认为是“上流无用”。当前的书画界，犀利则打杀，委婉则捧杀，这都是缺少正气的表现。有了正气，而且落实为犀利而又委婉，才称得上有谦谦君子之风。人品和画品，人品和书品，这君子之风正是立品的根本。

　　由章先生这篇“为文之不易”立论的严密逻辑，联想到2007年9月15日《美术报》上吴冠中先生的一篇谈话，其中也有三个观点：一、外国人懂中国画，而今天的中国人反而不懂中国画；二、在美国的一家博物馆中，同时挂有西方的油画和中国古代的名画，西方油画吸引了大批外国人流连忘返，而中国古画则没有人要看；三、中国画的历史是辉煌的，古代的名画是优秀的，但只是“爷爷的好”，而今天的中国画则落后了。根据第一个观点来印证第二个观点，必然证明中国古代的名画是拙劣的，“爷爷是不好”的，所以懂中国画的外国人对它不屑一顾。而根据第三个观点来印证第二个观点，又必然证明外国人是不懂中国画的，面对如此优秀的“爷爷”，他们竟然无动于衷。现在，把这三个观点捏在一起，为文确实非常容易，但逻辑又何在呢？吴先生当然是一位优秀的画家，但显然，传统的文脉，君子的风范，是不在此而在彼的。至于“不择手段同时又择一切手段”，这种“文革”的用语，“海盗”的行径，复旦的朱维铮先生明确表示：是“无法无天到了何种地步”的斯文扫地，是“流氓手段的同义语”。

　　苏洵《上韩枢密书》有云：“夫兵者，聚天下不义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至以杀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盗贼之未殄，然后有以施其不义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试其杀人之事。当是之时，勇者无余力，智者无余谋，巧者无余技，故其不义之心，变而为忠，不仁之器，加之于不仁，而杀人之事，施之于当杀。及夫天下既平，盗贼既殄，不义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余力，则思以为乱，智者有余谋，则思以为奸，巧者有余技，则思以为诈，于是天下之患杂然出矣。盖虎豹终日而不杀，则跳踉大叫，以发其怒，蝮蝎终日而不螯，则噬啮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无足怪者。”

　　在社会大变革，艺术多元化的今天，这不是君子之风的一格，当然有它积极的意义和价值，但传统的文脉，君子的风范，实在是更有意义和价值的一格，即使外国人看不懂它，作为中国人则是无论如何不能须臾忘怀的。就像当年的湖南农民运动，毛泽东坚决地认为它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但当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他还是要清醒地指出必须克服革命的“流寇性质”，而把黄炎培等一批君子风范的人士吸纳到革命的队伍中来。同样，今天的书画界，也到了必须把传统的文脉——君子之风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时候了。

　　面对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殖民大潮的冲击，在带来艺术观念更新之利的同时，更使传统的文脉岌岌可危。一勺西湖水，可承载得了如许之愁？所谓才弱而敌强，不伐，王业亦亡，与其坐而待亡，仁人君子，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愚所能明也”。这就是“君子以自强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