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的艺术家都有一流的鉴赏眼光，除了对艺术本身法眼如炬，还多有识才之慧眼、荐才之热心。古人云：“智莫大乎知人。”在艺术家那里，“知艺”和“知人”虽密不可分，但“知人”尤为可贵。能慧眼识才固然不易，而能竭力荐才更为难得。

　　李苦禅原名李英，出身贫寒，曾拉过人力车，借居庙宇。1920年拜齐白石为师，齐看出22岁的他乃天纵英才，赞道：“英也奇吾心，苦也过吾，英也无敌，将来英若不享大名，世间是无鬼神也!”李苦禅后来成为画坛大写意巨匠，真不辜负白石老人之期望。再如陈雄立16岁就参加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在当时127位会员中年龄最小。17岁时，陈雄立参加一次画展，有幸结识李苦禅。苦禅先生慧眼识才，陈雄立遂成为李的入室弟子，终而成为大写意花鸟的重量级画家。从齐之识李再到李之识陈，三代人续写了识才佳话。

　　金石书画大师朱复戡幼享“神童”之誉，7岁能作擘窠大字石鼓文，吴昌硕为之惊叹，称其为“小畏友”。朱复戡回忆说：“我和缶老第一次见面，才7岁。因为我写了一副对联贴在怡春堂笺扇庄的裱画间，他见了后摸摸我的头顶，把我夸奖了一番。当时他已是海内外著名的金石书画大家，我还是个孩童。”潘天寿在他十二三岁时，虽聪明好学，但写字作画不守规矩，以致被人讥为“无赖字”、“烂污画”。但其字、画总是被国文兼书画教师王先生评为最优等，并夸奖其不墨守成规，有创意，日后当大有出息。如没有这位王先生的慧眼识才和热情鼓励，潘天寿的绘画自信心想必会受到大挫，中国画坛后来也许就会失去一位大师。民国时被称为“四大家”（张大千、溥心畬、金北楼、陈少梅）之一的陈少梅，龆年出道，大器早成，15岁加入民初画坛巨擘金北楼主持的中国画学研究会，乃会员中年龄最小者。金北楼对其赏识有加，说：“少梅超诣绝群，必以过我。”另如徐悲鸿在王学仲未及而立之年时就称赞他能有大成：“呼延生方在少年，其书得有如是造诣，秉赋不凡，盖由天授，与之古人，在唐则近北海，宋则山谷，明则倪文征、王觉斯、而非赵、董世俗之姿可相并论。”而王学仲也没辜负恩师的厚望，终成大家。不仅识得“小荷才露尖尖角”，且能预见“接天莲叶无穷碧”，真慧眼也。

　　能慧眼识才固然是好，但更可贵的还是能竭力荐才。傅抱石出生于江西南昌市一个穷苦人家。当时年轻的傅抱石带着一卷画，请客居南昌的徐悲鸿指点。徐大为赏识，便设法资助他外出留学深造。为了傅的留学经费，徐悲鸿特意去找时任“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说：“南昌出了个傅抱石，是江西的荣誉。你们应该拿出一笔钱，让他深造。”官如“省主席”者当然不会在意这件事。于是，徐悲鸿拿出一张画来，说：“我的这张画留下来，就算你们买了我一张画吧。”经旁人劝说，熊才勉强同意出资。待傅抱石学成归来，徐悲鸿又推荐他到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后来傅抱石常对人说：“没有悲鸿大师，就没有我傅抱石。”再如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入学考试，一位20多岁的考生数学得零分，作文也只写了几句杂感：“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成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按常规这位考生铁定无法录取。但文学院院长闻一多独具慧眼，从这三句杂感中发现了此青年的潜质，遂决定破格录取。果不其然，该青年没有辜负闻先生的期望，很快发表了一首又一首新诗，并于1933年出版了轰动一时的诗集《烙印》。他就是后来誉满诗坛的臧克家。另如徐悲鸿不顾当时世间非议，聘请齐白石担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国画系教授。陈垣破格录用只上过初中的启功先后到辅仁附中和辅仁大学任教，更是流传甚广的荐才佳话。

　　也有一些英才生前被埋没或忽视，身后才渐得盛誉。如徐谓艺境虽高，然命运坎坷，身份低微，生前其名未能远播。卒后才有赖陶望龄、袁宏道等名流识才，始被世重。当代的如安徽籍书画家黄叶村（1911—1987）之死后成名，相当程度上得力于赖少其先生的举荐。而江西黄秋园（1914—1979）、四川陈子庄（1913—1976）艺术生涯中的际遇，则多少令人唏嘘。由此更让人感佩“知艺且知人，识才更荐才”之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