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兰亭修禊及《兰亭序》创作所昭示的思想基础

　　“禊”，古代于春秋两季在水边举行的一种祭礼。而兰亭修禊主事，则衍生为春天的优游雅集。这种活动本身所表现的，首先是儒家“游于艺”如此自然的、发自内心的愉悦状态。《论语·先进》篇记载了有关孔子游艺思想的理想状况，在几位学生畅谈志愿以后，曾点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表示了肯定。而如此肯定的深层次原因，李泽厚、刘纲纪先生《中国美学史》中说：“孔子之所以独独倾心于曾点之回答，就因为曾点更深刻地表达了志道与游艺的关系。在孔子看来，治国之道在礼乐教化，而游艺却是达到礼治天下的最高境界。因之，在孔子那里，这个仁学的最高境界恰恰不是别的，而是自由的境界，审美的境界，也即是孔子自论和夸赞颜回不改其乐的人生境界。孔子要求把礼治和理性的以往规范变为人们出自天性的自觉要求，最终成为一种自由的游戏(成于乐、游于艺)，以完成全面的人的发展。把本来是维系氏族社会的原始歌舞(乐)转化为与发展完满的自觉的人性相联系，这正是孔子美学观极为深刻的地方。在《兰亭序》中，王羲之所描绘的雅集景象：“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正是如此游艺情状的自然体现。而其中所包含的更加宏观、深刻的意义，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进一步指出：“孔子不是把人的情感、观念、仪式(宗教的三要素)引向外在崇拜对象或神秘境界，相反，而是把这三者引导和消溶在以亲子血缘为基础的世间关系和现实生活之中，使情感不导向异化了的神学大厦的偶像符号，而将其抒发和满足在日常心理——伦理的社会人生中。这也正是中国艺术和审美的重要特征。”在孔子美学思想中，中国艺术的生命内核和切实的人生环境、社会环境紧密相关，人的情感可以在艺术中寻求主动的抒发和满足。反过来说，这种抒发和满足抵达它可能抵达的艺术高度就会引发后来者的情感共鸣，这是《兰亭序》产生和具备深刻艺术魅力的重要原因。

　　具体到王羲之所处的具体时代，进而可以推进到中国美学进程的全过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占据了整个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则作了它的对立和补充。儒道互补是漫长的中国美学史乃至思想史中的基本线索。而“老、庄较之儒家，是富于思辨的、形而上的性格。但其出发点及其归宿点，依然是落实于现实人生之上。”而这现实人生的落实，究竟在哪里，徐复观先生在反复思考后指出：“老、庄思想当下所成就的人生，实际是艺术的人生，而中国纯艺术精神，实际系由此思想系统所导出。”“庄子所追求的道，与一个艺术家所呈现出的最高艺术精神，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所不同的是，艺术家由此而成就艺术的作品，而庄子则由此而成就艺术的人生。庄子所要求、所待望的圣人、神人、真人，如实地说，只是人生自身的艺术化罢了。”而王羲之《兰亭序》的创作心态，所具备的情境感，正是实现了人生、艺术的高度统一，可以这样说，《兰亭序》无论其文字内容，还是其书法艺术本身，因为作者的内在素质，依托最本质的个人感受，现时情境，实现了建立在儒道互补思想基础上艺术的完美。

　　二、兰亭修禊及《兰亭序》创作所昭示的文化背景

　　兰亭修禊及《兰亭序》创作所依托的最主要的文化背景在于魏晋风度。魏晋风度究竟是怎样的状况?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阐述了当时的情状：“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与汉之惟俊伟坚卓为重者，其不侔矣。盖其时释教广被，颇扬脱俗之风，而老庄之说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为反动，而厌离于世间则一致，相拒而实相扇，终乃汗漫而为清谈，渡江以后，此风弥甚，有违言者，惟一二枭雄而已。”

　　而这一切风气形成的深刻原因，鲁迅先生于《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有着详细的分析。他认为，现实环境促成了曹氏父子统治阶段整个文化走向“清峻、通脱、华丽、壮大”。所谓清峻，就是在曹魏政权在大动荡、大战乱的社会局面中的“尚刑名”的政策状态下，文字自然而然所体现出的简约严明。通脱的意义，则是务实的曹氏政权对汉以来清流思想中所形成的过分执拗的矫正，通脱即随便之意。通脱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儒学以外的思想被引入，形成了多元思想状况下的动态摇摆。至于“华丽、壮大”，则是如此思想多元化基础上对文化艺术本身的近于现代学科意义的关注而导致的文化成熟。

　　到了曹魏正始年间，司马氏掌握了魏国的大权。在篡夺政权的过程中，对于依附于曹氏父子的一派文人而言，意味着随时可能招致杀身之祸。逃避政治、寄情山水、放浪形骸，都是避祸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无论是“正始名士”们的服药、空谈、超脱、潇洒等所谓的“名士风度”，还是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的醉酒癫狂、不遵礼教、狂放不羁，实际都是对社会政治强烈不满、又无可奈何的悲观的社会心理。鲁迅说：“魏晋时期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内在的波澜决定了其文学、艺术还是直指人生的真实情绪。

　　魏晋风度所表现的狂放不羁，自在洒脱，对于敏感政治的规避，从事实上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广阔的思考、参与空间。对于美的关注由自发走向自觉，如鲁迅先生所言：“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李泽厚先生对此阐述道：“所谓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美学概念，非单指文学而已。其他艺术，特别是绘画与书法，同样从魏晋起，表现着这个自觉。”而内在精神的痛苦煎熬，无法排解，正是艺术创作本质的动力。这一切构成了艺术创作最佳的温床。正如宗白华先生所明确指出的：“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他认为这个时代的文学艺术“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兰亭序》，本产生于如此阶段形成的主流氛围中。和陶渊明的诗，顾恺之的绘画等并列，成为这个时代文学、艺术最丰硕的成果。

　　三、兰亭修禊及《兰亭序》创作所昭示的具体语境

　　《兰亭序》的产生，拥有它独立的人文环境和切实的个人语境。倘若说，起初阮籍们是为避政治而清谈，那么清谈于东晋则发展为一种社会风气，鲁迅先生说，“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种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宗白华先生说：“魏晋人则倾向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哲学的美，晋人的书法是这美的具体表现。”在这样的审美倾向、社会氛围下，《兰亭序》的出现成为一种可能。

　　王羲之，作为门阀士族的头面人物，可以说引领着时代的风气，同时也受到时代风气的深刻影响。基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汉魏风度，他们拥有现实生活之上务虚的胸襟，对于抽象的美有着自己的热爱和追求，在对于外在世界的体会中所追寻的，是“表里澄澈，一片空明”的美学意境，这显然在《兰亭序》中得到完整的体现：“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这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一种最适合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又如庖丁之中肯■，神行于虚。这种超妙的艺术，只有晋人萧散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兰亭序》中所表达的思想的多元，以及文字简净中的丰富，超越现实生活的冥想，和书法本身都从属于如此美学意境。

　　晋人风气的另一大共性在于：“晋人艺术境界造诣的高，不仅是基于他们的意境超越，深入玄境，尊重个性，生机活泼，更主要的是他们的一往情深!无论对于自然，对于探求哲理，对于友谊……”这一点在王羲之《杂帖》中得到全面的体现，徐复观先生在列举王羲之《杂帖》多例后感慨地说：“从《杂帖》看，他的深厚笃至的感情，流露在骨肉友朋生死之际，也流露于忧国忧民之间，并自然弥纶为一个完整的伟大艺术家文学家的形象。”

　　所以宗白华最终概括道：“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这正是《兰亭序》文字或者书法的本质特征。这是属于魏晋时期文化艺术的伟大共性，也是属于《兰亭序》文字、书法的个性特征，它以自我所达到的完美状态完成了所谓“晋人之美”，是长期形成的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而到了隋唐，就书法艺术而言，晋人书艺中的抽象的、务虚的“神理”凝结成了可以较为清晰辨识、总结的“法”，一方面固然走向成熟，另一方面从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艺术状态中的奇肆，出乎意料的战栗。

　　《兰亭序》的创作中，亦多属于王羲之个人的一些特征，《世说新语·言语篇》记载：“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曰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费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可见他于清谈之风，有着明显的忧患意识，对于当时的国事，有真正的责任感。这样的精神，固然是一片清谈中的不和谐之音，但却是本质的魏晋精神，即使政治逼迫他们放浪形骸，形成了那样的风气，骨子里也不敢忘掉忧国。

　　这样的个人性怀，徐复观先生在《兰亭争论的检讨》中说得非常明晰，“在老庄风气之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必然地随风气流转不可。王羲之虽不能不受当时风气的感染，但从《杂帖》中看，他是感染得少而又少的人。”羲之对谢安所作的抗议即是对当时老庄风气的抗议。他对国事的深忧远虑，对人民疾苦的怛测呼号，这都不是受老庄思想的人所容易有的态度。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作为生活在多元思想氛围环绕中的一份子，如前所述，王羲之亦不能不受时代风气的感染，因而《兰亭序》文字最终所表达出来的情怀，包括书法的审美趋向，还是建立在儒道互补基础上复杂的个人感受，从《杂帖》乃至更多关于他的记录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具备一个艺术家所应当具备的敏感性和洞察力。而建立在如此百感交集基础上的《兰亭序》，其文字由喜入悲，体现了情绪的多元性，并因此成为后世的怀疑点之一。其书法也既包含属于入世精神的温婉蕴藉，又颇具超然世外之姿。究其根本，一“真”而已。正如当代著名女书法家萧娴先生所说：“或问作书经验，窃以为即作人经验，一‘真’而已，不扭捏作态，则得之矣。”这属于个人瞬间的真挚情感和书写情绪，多元、复杂、厚重、难以理性辨识。在以儒道互补的文化心理为基础，以魏晋风度为氛围的背景照耀下，在这次兰亭修禊中，王羲之跟随自我的个人感受，完成了无论文字角度还是书法角度的经典之作——《兰亭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