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国是讲究人情的国度，当鉴定遭遇人情世事，简单的事情就变得复杂，这也就对正常的鉴定真伪增加了难度。这一类情况自古就有，有的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影响到对书画作品真伪的判断。在当代的市场环境下，因为艺术作品背后牵涉到的是现实利益——鉴定家涉及人情、金钱等关系，所以不愿意作结论，甚至充当了造假者的“马前卒”，导致了对书画作品真伪的判断无法正常进行。这是艺术品市场打假无法彻底贯彻的重要原因，也是当代艺术市场造假者猖狂、赝假作品泛滥的一个主要原因。    

　　中国书画艺术在鉴定技术方面难度颇大，这由中国书画的创作特征所决定。以往的鉴定多凭经验判断，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高科技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书画作品的做伪中，以致传统的一些书画鉴定技术难以应对，这为人所共知。但还有另外一种难度，对于书画鉴定以及书画市场影响不小、由来已久，却较少被注意到。这也是短时间内无法控制与衡量其危害的一种，由中国社会的特征决定，因此可以说是鉴定的中国式难题。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那就是人情世事对于书画真伪判断的影响。中国是讲究人情的国度，所有的事情都笼罩在这个传统风尚之上，它有有益的一面，也有许多的负面影响，在民主、法制社会逐步健全的今天，更显得突出。所以中国书画艺术的鉴定中，最难的一种情况：明知真假而道不得，从古至今，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

　　从华南虎照的鉴定难说起

　　近半年来，一个影响广泛的华南虎照片真伪事件，迟迟得不到解决。虽然与书画鉴定无关，却能真切地反映出在中国大地上，判真伪、定优劣是一项多么困难的事情。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华南虎照片事件，卡壳在照片的真伪鉴定上。虽然有机构以及专家已经给出了鉴定结果，但是当事人双方仍然各据己见，毫不松口。只好等待国家权威部门的二次鉴定。从“镇坪华南虎照”受质疑之日起计算，长达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民意汹涌，但“华南虎照”的权威鉴定一直不能开始。

　　凭借常规想象，相比较于传统书画的鉴定，依托于科学技术的现代照片鉴定应该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在中国，也绝不是没有部门，没有能力来解决这样的事情。陕西省林业厅最初委托的鉴定机构是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但该鉴定中心不肯接受委托。此后，陕西省林业厅又找了几家鉴定机构，结果却是“没有权威鉴定机构愿意沾这个事”。为什么一件明白而又简单的事情，如何就形成了如此复杂的局面？

　　上世纪90年代初，吴冠中状告上海朵云轩和香港永成拍卖行上拍了署名为吴冠中的《炮打司令部》的假画，最后的根据就是笔迹鉴定的权威部门——公安部第二研究所的鉴定结论，法院裁定作品为赝品才结束官司。

　　此外，张大千《仿古谷山水图》真伪之争，双方以两大鉴定泰斗谢稚柳、徐邦达各执一词。争执日久，引发了买方与拍卖行之间对簿公堂，可见其鉴别难度之大。至谢稚柳去世后，案件依审判监督程序为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最高法院组织包括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启功，常务委员刘九庵在内的，全国10余位专家才一致认定该幅作品为赝品。从而解决了官司的关键问题。

　　华南虎事件中，复杂的人情世事在这事情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有关官员就明确说：之所以不愿意接受委托，原因有多方面。最直接的原因是鉴定机构的主管领导态度谨慎，不想惹麻烦。因此导致虎照二次鉴定目前陷入僵局。尽管我们相信，华南虎照片的结果最终将大白于天下，以告慰民心。但是，时至今日，华南虎照片事件久拖不决，其本质再也清楚不过了，它反映的是一种面对科学时的“中国特色”。体现在华南虎照上的，就是“人情大于天，特权大于科学”。人情大于天的情况是，照片的拍摄者周某说，“我可以拿我的人头担保，照片绝对是真的”，而一口咬定照片为假的那位科学家傅某，称自己“以一个从事植物研究20余年的权威科学家的身份，敢以脑袋担保照片有假！”

　　特权大于科学的情况是，作为当事人、被质疑的对象，在鉴定中一方面要回避，一方面不能提出无理要求。鉴定只关乎专业水准和科学性。在华南虎事件中，中国摄影家协会数码影像鉴定中心、华夏物证鉴定中心等六方专家的鉴定得不到认可；国防科技大学两位教授与五位研究生共同研究并撰写论文《“华南虎”照片的摄像测量研究》鉴定也得不到当事方认同；“神探”李昌钰的两次判定“周老虎”造假，同样也得不到认可。如此以来，几乎可以等同于搅浑水、不认账的伎俩了。

　　如此一来，难怪没有机构愿意接受陕西林业厅的鉴定委托。因为，首先是鉴定决定人头，而这个事情本身又是不足以杀头的（从触犯法律的角度来说），无论是“真”或者“假”哪一个结果，都会因这个结果而可能要了一个人的脑袋。当一个简单的鉴定人命关天，哪一个鉴定机构愿意去趟这样的混水呢？其次，当事者无疑为鉴定设置了重重难以解决的障碍。如此的鉴定，才叫鉴定之难，难于上青天。于是，本来是简单的鉴定事件，就变得复杂化。

　　艺术真伪鉴定中的人情世事

　　在现实中，这样的情形无时无刻不影响着艺术收藏中的中国书画鉴定，这是一股汹涌的暗流，不常见却影响很大。只是，在“华南虎”照片的鉴定事件中，鉴定决定一个人的脑袋和一群人的官职、颜面；在日常的书画交易中，鉴定无时无刻不牵涉着利益。当代书画的交易中，尤其是一些低层次的拍卖和地摊式的书画交易中，假货、赝品泛滥得不忍卒看，前几年，随便在一个城市的古玩市场，能找出几百幅《清明上河图》来，真的就没人看出来真假吗？我们的鉴定力量那么薄弱吗？当然不是。

　　或许，对于许多的有眼力的书画鉴定家来说，多数情况下是“眼前有景道不得，人情世事起推委。”谢稚柳、徐邦达两位关于《仿古谷山水图》的真伪之争结束后，有文章分析认为，“如果谢稚柳先生多活两年，或者南派书画鉴定家入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话，本案将很难有如此定论。”在现实的书画交易中，常有这样对于赝品处理的方式：“在买家收到作品××日之内想退、换，卖方对作品的完好程度及其相应的方面又无疑义，并须经两位或两位以上国家级书画鉴定专家出具书面鉴定意见，认定该作品为赝品，方可退回该作品。”首先，作为书画交易的双方，通常情况下，售出方常常是拍卖行、画廊等等的机构，而买入者常常是个人。两者力量不对等。对于许多鉴定专家来说，常常与这些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多数情况下不愿意得罪这些机构，因为一纸鉴定书，对于拍卖行、画廊的声誉影响很大，就可能砸了一个群体的人的饭碗。顾虑到这些，鉴定家一般不愿意公开地去判定书画的真伪，不是鉴定家没有能力，而是主观上不愿意鉴定真假。

　　其次，所谓国家级鉴定专家如何确定，也难以实现。当年，杨仁恺和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刘九庵、傅熹年和谢辰生同为国务院成立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成员，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外界称之为“七人鉴定组”。而如今，七人之中已有五人相继去世，徐邦达也已力不从心，唯有傅熹年尚在从事文物鉴定工作。“七人鉴定小组”已经成为历史，谁又说得清谁是权威而且是国家级的呢？所以，所谓强调国家级，其实如同华南虎照事件中的当事方一样，书画作品出售方无形之中设置了障碍。艺术品市场打假喊了多年，声音也可谓响亮，但是无法实施，其实售假者本身也深谙此道，因此坦然从事，中国传统书画鉴定的困难性，也被渲染得神秘化，因为这也是搅浑池水的办法之一。从而造成当代艺术市场造假者猖狂、赝假作品泛滥，而无法有效地约束和治理。

　　更有甚者，在人情、金钱的作用下，鉴定家甚至是国家级的鉴定家，充当了造假者的马前卒。违心地在一些假的书画作品上题签画押，欺骗后来人。所有这些，都不涉及书画鉴定的能力问题，而是人情世事问题。总结起来，这种事情往往涉及两种情况，一种是面子问题。如著名的《富春山居图》的真假问题，就因为涉及乾隆皇帝的面子，而数百年蒙冤。辗转经过多人收藏的《富春山居图》在乾隆时候被征入宫，乾隆皇帝见到后爱不释手，把它珍藏在身边，不时取出来欣赏，并且在6米长卷的留白处赋诗题词，加盖玉玺。没想到，第二年，也就是1746年，他又得到了另外一幅《富春山居图》，也就是黄公望作作《富春山居图》的真迹，因黄公望完成此图后赠给了无用上人，因此后世称《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两幅《富春山居图》，当然一幅是真，一幅是假。其实，乾隆早先得到的那一卷《富春山居图》，也就是那幅最著名的假《富春山居》，后世称之为子明卷。子明卷是明末文人临摹的《富春山居》无用师卷，后人为牟利，将原作者题款去掉，伪造了黄公望题款，并且还伪造了邹之麟等人的题跋，这一切都把乾隆帝蒙骗了。

　　现在看来，子明卷仿制的漏洞并不难发现。元代书画上作者题款都是在绘画内容之后，而子明卷却将作者题款放在了画面上方的空白处，这明显不符合元代书画的特点。乾隆帝的书画鉴赏水平，是否能看出这些漏洞不得而知，但这卷后人仿造的《富春山居》子明卷，被他视为珍宝时时带在身边。而且真迹无用师卷的出现，也没让他推翻自己的错误判断。他一边肯定地宣布无用师卷是赝品，一边又以不菲的价格将这幅所谓的赝品买下。理由是，这幅画虽不是真迹，但画得还不错。为此他还特意请大臣来，在两卷《富春山居图》上题跋留念。来观画的大臣无一例外地歌颂了皇帝热爱艺术、不拘泥真伪的广阔胸怀，可谁也不会点破：这幅画它本来就是真迹。在梁诗正、沈德潜等大臣的附和下认定后者是赝品，编入《石渠宝笈》次等并命梁诗正书贬语于此本上。正是因为真画进了宫，乾隆觉得特别没面子，他在真画上题字示伪，故意颠倒是非。在乾清宫里，《富春山居》真迹被静静地存放了近200年。20世纪30年代(1933年)，故宫重要文物南迁，文物停放上海期间，徐邦达在库房里看到了这两幅真假《富春山居图》，经过仔细考证，他发现乾隆御笔题说是假的那张，实际是真的，而乾隆题了很多字说是真的那张却是假的，推翻了先人的定论，还了它一个真实的面目。

　　中国艺术品收藏历史悠久，伴随着真真假假的问题一路走来。鉴识之难，难于上青天。鉴识之玄，玄之又玄。为长者讳，为尊者讳，“人情”是困扰鉴识的大敌。文物艺术品的价值当然不能以真假来作绝对的区分，现今流传的王羲之墨迹名帖，只有唐宋等后人的临（摹）本，许多作品价值依然连城。但是，真假无疑是明确的，是非此即彼的，没有模糊空间。

　　在当代，书画鉴定更多地是涉及他人的利益，鉴定家不愿意出手伤人，这在当代的拍卖中情况最为普遍。因为，远的如明代的书画家文征明，近代如启功，都对自己的伪作持宽容的态度，甚至伪造文征明假画的人，要文征明在假画上题字，他也照题不误。在这种情况下，鉴定家如果雷厉风行，见伪而杀，似乎就太不通“情”、“理”了。文物收藏鉴赏判定的尴尬和混乱，是一时难以缓解的问题。而蜂拥而至的新收藏家们，由于缺乏经验，认同伪艺术、劣艺术，这是中国文物艺术收藏悲哀的一面。时间一长，扭曲了形象思维，噱头抄作艺术丧失了是非界定，假作真时真亦假，高利驱使把收藏家塑成文物商人，各有各的生存之道已成自由国度的正常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