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与艺术家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媒体与艺术发展的关系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明显。从现状来看，媒体之于艺术，是一种水和鱼的关系。尽管我们的艺术媒体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可是，它对艺术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

　　今天，与艺术相关的媒体不计其数，这是今日艺术发展的一个显著的特点，这之中主流的与非主流的，中央的与地方的，大陆的与台港澳的，合法的与非法的，国营的与公私合营的或完全是私营的，林林总总，各色各样。对于媒体的评价，基于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结论，专家和公众的差异属于情理之中。专家的意见固然重要，可是，公众的看法也不容忽视，因为发行量这一基本的衡量指标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媒体与公众的关系，也从一个方面表明了编辑反映公众需求的努力。不管是读者，还是作者，在这个不断选择的社会中选择媒体的标准，基本上是看媒体的影响力和与自己的关系。媒体在公众中的影响力是靠一点一滴所累积的，十五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十五年中有无数的作者和读者的选择，有进有退，而关系也是有紧有松，相信有过交道的人或填写过征订单的人都能说出一些不同的或相似的体会和认知。

　　2004年初，我接受了《美术报》撰写专栏的邀请。当时，我在《文艺报》和另一国家级的报纸撰写专栏，而对《美术报》了解甚少，只是知道浙江杭州有一张《美术报》而已。之所以应承，是因为它的大众性以及我所感觉到的它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以我在国家级出版社从事美术编辑工作17年的经验，深知地方出版社的真正实力以及在美术界的影响，所以，我不在乎中央和地方的差异，因为远在兰州的《读者文摘》的成功，已经说明了编辑的专业水准与独特的眼光决定了这一事业的成败，而读者的选择首先是看内容，而不是看出版单位的牌子。因此，我乐意在一个没有“中国”字头的地方报纸上开辟一个新的阵地。不久，我与《美术报》的领导和编辑已经磨合得可以，所以，我又作出了另外的选择：因为我在《文艺报》的专栏已持续多年，决定见好就收；另一家报纸总是要限制选题和修改稿件，这也不能说，那也不能写，使我感到非常之不爽，三下两下就烦了，自然收兵。这样我就固守在《美术报》这一个阵地上。

　　《美术报》从领导到编辑给予我充分的信任，相信我在各方面的把握能力，使我不仅享受到文责自负的喜悦，而且应有的自尊也得到了满足。作为编辑，我不愿意修改别人的稿件，因为我同时身为作者，自知从思想内容到遣词造句中的反复推敲，经历了冥思苦想和抓耳挠腮，所以，我不喜欢别人随随便便地修改我的稿件。《美术报》编辑的编辑作风正合我意。

　　当代美术界这潭水深浅莫测，各种关系错综复杂，即使是严肃的学术问题有时也会扯上各种莫名其妙的关系，因此，作为一个以观察和批评美术时事的专栏，要想绕开、躲避，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不写这个专栏。因此，四年多来的专栏文章中批评过许多人和事，也触动过体制内的许多问题，确实是得罪了人——尤其是得罪了体制内的某些掌握一定权力的人，同时，也惹怒了体制外的一些以“艺术”的名义行假恶丑的人。受到连累的是报社的领导和编辑，如果没有他们的宽容与理解、默契与坚守，能够坚持四年多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美术报》能够坚持正义不避风险地去触摸时事，不仅形成了《美术报》的特色，也在读者中树立了它独特的公众形象。作为一个公共媒体，如果不能反映读者的需求，不能参与到当代美术的社会现实之中，那么，不仅没有存在的必要，也必然会失去公众的支持。

　　尊重学术是专业媒体的立根之本，《美术报》立足于学术的现实批评是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方面，无疑，它也会带来读者对他的批评。如何包容不同的批评既体现学术民主，又表现学术风度。我是不断向报社领导和编辑提出批评的读者之一，其中有一些画家自我吹嘘的标题以及一些不合适的内容，我会在第一时间提出看法和意见，报社的领导和编辑都能够以共同探讨的心态来对待或接受我的批评，这也是令我感到亲切的。当然，报社对待其他读者的批评也是如此。读者是《美术报》的衣食父母，《美术报》在尊重学术的同时尊重读者，这是它成功的重要经验。

　　作为一位作者，能够得到一块有限的版面，持续不断地发表自己对当下艺术现实的看法，应该说是幸运的。尽管自有其辛苦之处，可是一吐为快的感觉是超于辛苦之上的。而这之中对于持久力的考验，对于自身的不断学习，也是非常难得的。虽然我是半路插队进来与《美术报》同行，见证了《美术报》最近四五年的发展，我为《美术报》对当代中国美术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而高兴，也为《美术报》所持有的宽容和进取精神而欣慰。以上是我选择《美术报》、并且不离不弃的一些主要的原因。

　　2008年3月从东京到北京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