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潺湲流淌、宛转萦回的书法线条不同，印章是动态中的参照，与水天一色、浑然相融的水墨绘画不同，印章是灰暗黑白中的鲜亮，与千变万化、一龙一蛇的立意创作不同，印章是动幻无定中的重复，与任其宽窄、挥洒自如的笔底千秋不同，印章是方寸限量中的驰骋。

　　有别于名钤官玺，印章中又以闲章为妙趣，为倜傥。无论内容，还是形式，皆如此。唐代宗时，丞相李泌以其书斋名“端居室”入印，由此开后世闲章流行之习。宋元之际，此风气得以普及，苏东坡“雪堂”、王铣“宝绘堂”、米芾“宝晋斋”、赵孟頫“松雪斋”、文征明“停云馆”、何震“竹素山房”、石涛“大涤堂”、丁敬“龙泓馆”之印，皆为书斋所指。

　　闲章有引首章、压角章、吉语章、警言章、收藏章、鉴赏章、肖形章、居室章之别，内容或记事、或言志、或抒情、或咏物、或骚语、或警句、或自励、或他勉。摘自经史典故、诗词佳句者，如宫尔铎的“下笔如有神”、董洵的“悠然见南山”；表达人生态度、精神境界者，如董邦达的“直取性情真”、何通的“不看人面免低眉”；昭示艺术主张、书画理论者，如高其佩的“信手拈来”、蒲华的“天真烂漫”；抒写寸心微忱、胸臆笃志者，如李方膺的“小窗夜雨”、余廷槐的“痛饮谈离骚”。不过涉及最多者，还是自报家门、标榜炫示者，如唐伯虎的“江南第一风流才子”、邓石如的“家在龙山凤水”、赵之谦的“会稽赵氏”、吴昌硕的“安吉吴氏”、齐白石的“中国长沙湘潭人也”、溥儒的“旧王孙”等等。郑板桥以闲章言其生平状况、处世之道，内容有“七品官耳”、“老而作画”、“风尘俗吏”、“借书传画”、“富贵非我愿”、“畏人嫌我真”、“青藤门下牛马走”、“游思六经结想五岳”、“恨不得填漫了普天饥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等。勤于治印、精于治印的齐白石在其《忆罗山往事诗》中曰：“余学刊印，刊后复磨，磨石又刊，客室成泥，欲就干，移于东，复移于西，移于八方，通室必成泥底。”白石老人常用的闲章有“鲁班门下”、“浮名过实”、“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要知天道酬勤”、“一代精神属花草”、“年高身健不肯做神仙”、“夜长镌印忘迟睡”等。张大千用过的闲章有六十枚之多，常见者有“大千眼底”、“摩登戒体”、“独具只眼”、“百岁千秋”、“自诩名山足此生”、“万里写入胸怀间”、“乞食人间尚未归”、“直造古人不到处”等。闲章中精辟干练者不过二三字，如梅清的“我法”、高翔的“安隐”、王文治的“书禅”、边寿民的“何苦”等，字冗句赘者，数十字不等，如胡亚光的“家在南北两峰六桥三竺九溪十八涧之间”、康有为的“维新百日出亡十四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廖恩焘的“乘长风破五十万里浪七十年十二渡太平洋”、王福庵的“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更结尽燕邯侠子”等。明末周亮工云“无语不可以入印”，信矣。

　　闲章的形式更是活泼多姿，花样翻新，可方可圆，长短随意。除此之外，或葫芦古泉、梅花三角，或子母鼎足、连环套印，或单边复边、破边借边，或规整齐楚，剥蚀漫漶，皆适文字而为，朱白相宜，纵横章法，皆适石材而为，因势利导，切磋琢磨。

　　上古之印，均为铜铸铁凿，木刻泥雕，至元末，王冕始创花乳石治印，其质虽坚而不硬，易于运刀引锋，文人雅士多可治之。后人则以田黄寿山、鸡血昌化为坯料，又因价格不菲而大受宝爱。

　　梅兰菊竹，山水树石、芦雁鱼藻，渔樵高逸，其实并非作者所要专门叙述，只是主观意念、笔墨气韵之外象罢了，于是文人画便成了其文学化、人格化的表现，而题诗作记、闲章尾钤式的旁注补白，会使那些近乎程式化的内容，各有情调，各有所指。闲章不仅在于点缀映衬，烘云托月，更有提示铺陈、画龙点睛之功用。

　　抗战时期，居大后方昆明的闻一多先生以治印所润贴补家资，曾用白居易《新丰折臂翁》诗句刻闲章“应作云南望乡鬼”一颗，不久果死，抑何其巧。康生当年有一“左比右好”的闲章，且印文为康氏左书，真乃章如其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