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对“笔墨等于零”的论辩是近年来画界津津乐道的事情。    

　　笔墨到底是何物？在吴先生的眼中只是一个工具，一个让作者驾驭的一种普普通通的表现形式。在吴先生看来，艺术也无疑最重要的是表现作者的内在思想，而表现的方法可以千变万化，这样才不会拘泥于手法的表现，而失去了作者的根本意识，即绘画的根本意义。其实已故的徐复观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的序文中就提到“我国三百年来因过分地重视笔墨趣味，而忽视了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生意境”。徐复观先生的观点和吴冠中先生的观点是相似的，过分地重视笔墨将会失去作品原有的目的，这无疑是正确的。

　　艺术是什么？现代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在《艺术》一书中说：“线条、色彩在特殊方式下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的关系，激起我们的审美感情，这种线、色的关系组合,这些审美的感人的形式，我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就是一切视觉艺术的共同性质。”即艺术就是作者利用任何的外在形式对自己思想的表达，这个形式可以是任何东西。笔墨也是形式中的一种，在吴冠中眼中“奴隶”的意思就是这样，一种能够被作者所利用的工具，一种表达情感的事物，不具有任何的重大意义。艺术无疑与美相关联，所以什么是美的，什么形式能够创造美就去利用什么形式，所以艺术才是最自由地表达自己思想的事物。西方的美学家肯尼克曾对艺术下定义时说道“虽然一切艺术品的共同点无法找到，在一些差异悬殊的艺术品之间寻求相似点的努力都颇为有效，这种寻求偶尔是美学家做出的定义的产物”这其中的关系也恰如“笔墨”与“绘画”的关系。

　　吴冠中先生的这篇文章作为一个画家来看无疑是正确的，作为一个画家所想的不是用哪种工具、哪种方法，只要能够表现出自己所希望表现的事物就是成功的。当张仃先生以“守住中国画的底线”来反驳他的时候，此后的争论核心就变成了“中国画”中的笔墨的讨论了。

　　“笔墨”在中国画中无疑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而对中国画若粗略地定义就可以定义为“用笔墨作画”。所以张仃先生说：“在我看来，任何一个画家都有怎么画画的自由。不想再用中国毛笔，甚至完全不用笔，都是画家的自由选择，无可厚非。不用毛笔弄出来的画当然会有自己的特点，也会产生一些奇异的效果，但肯定不是中国画，因为无从识别。”中国画家为什么对笔墨如此情有独钟？因为中国画从开始到唐、宋的成熟和高峰期，再到元、明、清的不断深入期，其形成的“形而上”的艺术观，而独立于艺术之林。作为中国画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哲学观的基础，历来是重“道”，即精神作为其首位，而对其“器”，即物质列为其次，也就是说中国画重精神，轻物质，重表现轻描写，重主观轻客观，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精神体系。正因为如此，笔墨也就无可厚非地成为了中国画的精神表现中心。

　　所以作为一个画家可以说笔墨等于零，因为艺术是自由的，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画画家，笔墨是难以割舍的，因为中国画中笔墨是无可替代的，是先人留下的精华。而时代的发展总是在继续，作为中国画也难免要发展，创新其实也一直是中国画画家一直在努力寻求的。而吴先生提出“笔墨等于零”也许和徐复观先生感觉一样，认为近代画家“过分地重视笔墨趣味，而忽视了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生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