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是融诗文、书法、绘画于一体的综合艺术,题款是实现诗文与书画相结合的艺术手段,明中末的许多画家能诗,能书,善画,并不为古法所囿,大胆地将自己的思想,主张以诗文的形式,潇洒的笔法题写于画中,努力追求诗书画相互协调的艺术情趣。
方熏在《山静居画论》中说:“题款图画,始自苏东坡,米芾,至元明而逐多。以题语位置画境者,画亦由题益妙。高情逸思,画之不足,题以发之,后世乃为滥觞。”
徐渭的诗书画可谓力革陈规,独树一帜,诗书画的结合更突显了绘画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文字是抒发情感最为直接的方式,徐渭的文学功底非常深厚,他生前最为世人所知的便是他的诗文,尤其是文,当时人们都称他为“文士”,但是,徐渭的一生怀才不遇,落魄窘困,常常代人写文章以谋生,所以,他的不少文章都是违心应酬之作,而他的诗则很少代作或应酬,相对来说蕴涵了他的真实情感。
徐渭的诗写得好,并特别喜欢在画上题诗,将诗书画相结合相配,以诗来加强绘画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诗情画意融为一体,水乳交融,造型艺术与语言艺术相互融合,相互激荡,字里行间其性情毕现。画中题款反映着徐渭的身世遭遇,才学修养以及他对当时社会弊端的猛烈抨击,最重要的是,徐渭对艺术的精辟见解以及鲜明创新的美学思想,大都闪烁在其题跋中。
清代郑绩认为题画的书体应与画面协调一致,即“意笔用草,工笔用楷”。徐渭题画款书大多是行书,如行云流水,挥洒自如,一般题画者写行书每行必有一条中轴线,而徐渭则不然,他的题书挥洒灵动,字型大小随意,不拘一格,自然成排,独出心裁,妙趣横生,这种行书似行而草,与他不拘成法,随意挥洒的画风天然结合,相互辉映,情景意气浑然一体,相得益彰。
徐渭的写意画之所以能达到“旷如无天,密如无地”,“能如造化绝安排”的境地,诗、书、画、印完美地结合为一体,画中题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它将具体形象难以表达的情感传达给观者,使花鸟形象充满情感。
《墨葡萄图》的题诗是徐渭孤愤情感的流露: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以野葡萄自喻,抒发了“半生落魄”,胸怀“明珠”而无人赏识的无奈,所寄托的是怀才不遇的悲哀,反映了他孤独而凄凉的心境。题字老笔纵横,行次奇斜,字势跌宕,风格独具,与狂放雄奇的画风浑然一体,与画意相互生发,使人强烈地感受到徐渭坎坷不平的一生悲情。
在《榴实图》的右上角空白处,有一首狂草自题诗:山深熟石榴,向日便开口;深山少人收,颗颗明珠走。在这首题诗中,徐渭同样以诗画寄情寓意,借题诗表现自己的怀才不遇,字体挺健,牵丝连线,飞舞有势,与用大写意的笔法画出的一只绽裂的石榴相配,更使得画面构图完整,意境深远。
徐渭的画不同于一般文人画家的笔墨游戏,他是借题诗直抒情怀,但是徐渭并没有仅仅滞留在“自怜自惜”的哀叹中,而是由对自己不公平的愤懑,发展到直指明末政权的黑暗,可谓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呼声,这也正是他有别于一般文人画家之处。
徐渭有幅鳜鱼和鲋鱼图,两鱼在画的右边用柳枝穿系,还不到整幅画的三分之二,画的左边用行草题诗,最后为:青藤道士画并题,下又题小字五行。在整幅画的构图上,题款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题款,画就会因明显的不完整而显的蹩脚,题款以激越的行草写就,与大写意的画风非常协调,同时,徐渭对黑暗政权的憎恨以及对民众的同情跃然纸上。这与一幅《芍药图》中的布局相似,花占三分之二,题诗与落款约占三分之一,风驰雨骤的字,水墨淋漓的花,精彩绝妙的诗,诗书画印天然结合。
在《黄甲图》中,徐渭大胆指责道:稻熟江村鱼正肥,双鳌如戟挺青泥;若教纸上翻身看,应见团团董卓脐。董卓为东汉奸臣,说明当时横行一世的正是董卓之类的人。《墨花图卷》又题道:老夫游戏墨淋漓,花草都将四时杂。莫怪画图差两笔,近来天道够差池。这里的指责也是非常大胆的。
徐渭的题跋所表现的思想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题诗中所蕴涵的美学观点。
在一幅有两朵萱花,一只白头翁的水墨花卉卷上,徐渭题上了:问之花鸟何为春?独喜萱花到白头。莫把丹青等闲看,无声诗里诵千秋。还有幅题梅诗:从来不见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不信试看千万树,东风吹着便成春。在徐渭的另一首题画诗中有“不求形似求生韵,根拨皆吾五指栽”。
这些诗文与书法、画面相渗透,扩展了画面的审美内涵,可谓锦上添花,充分表现了徐渭的美学观点:强调绘画的写意性,以抒发思想感情,追求个性解放,不墨守成法,具有独创精神,以心灵为重,讲究气韵,不求形似。
徐渭绘画的主要成就在于水墨大写意花鸟,一个画家画什么固然反映了他的审美价值和精神气质,但是花鸟的具体形象本身表现能力有限,所以当某种意义上的抽象概念或思想感情难以具体形象难以表达时,就要借助于画中题款。
徐渭不是通过题材、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反映自己的美学思想等等,而是通过画上的题款来传达的。墨葡萄、荷花、螃蟹等形象本身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内容,却因令人耳目一新的题款赋予了这些形象以深刻的内容,读其题画诗,便能豁然明白其中所寄寓的深刻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