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生

　　1977年冬天，被诸多评论家称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转折点”。的确，那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它所恢复的不单单是参加了那场考试的570万考生的信心与希望，它更直接改变和推动了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成为一个国家得以复兴和兴旺的根本。历经“文革”浩劫，等待了十年之久的学子们终于盼来了一道曙光。在这次改变历史的考试中，当时的浙江美术学院是全国第一所重新向考生敞开大门的高等学府，她迅速重建师资队伍，重整教学秩序，仿佛一夜之间就在废墟上建起了高等美术教育的大厦。

　　在长达十年的“文革”中，美术一直充当着重要的政治宣传工具。无可否认，由此而造就出一支庞大的美术创作队伍。当1977年底，学院恢复招生的消息传开之后，仅华东地区就有三万多人报考，考生们的报名作品在学院操场上堆积如山。初次招生的系科虽仅限于国画、油画、版画和工艺系，但是对于企盼已久的学子们来说却是一场久候的甘霖。1978年初春，首批新生进校；同年10月，七八级新生入学；1979年，学院招收“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学院聚集了一大批美术创作和史论研究的优秀学子，他们是十年“文革”中被延误的英才。这批新生的年龄跨度之大、人生阅历之丰、思想之成熟，都是中国教育史上仅见的。对历史来说，这是十年磨砺一剑；对他们本身来说，却是辛苦遭逢之后真正的“新生”。今天，三十年过去了，当年这批新生中的许多人已经成长为国家乃至国际艺坛的中流砥柱，而这学院新生的故事，却仍在继续。

　　二 涅槃

　　“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公羊传》中的这段话将我们带回到1978年的那些激动人心却令人百感交集的日子。那一年，1978年，学院是带着这样一种涅槃重生的期冀，步履郑重地面对自己五十周年的特殊年份中她和她的祖国一道所经历的事件。那一年1月，西湖冻起厚厚的冰层。这满湖的厚冰在后来的三十年从未有过，湖山有情，预示着人世的严冬即尽，春日将临；那一年的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一年的4月5日，那个清明的节气，中央决定全部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那一年的5月，《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点燃了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那一年的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开始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历史转折。所有这一切，推动着这所从灾难中苏活过来的学院，重新恢复生机。当“文革”后第一批学子怀着无限的憧憬初进校园时，眼前展现的则是一种百废待兴的严酷现实。这批学生进校后最早经历的学院活动，就是参加潘天寿、倪贻德、肖传玖等死于“文革”迫害的名师追悼会。“文革”后最早的新生与学院的创建者们以这样的方式，在一个充满生机、昭示未来的年代的首页蓦然相对，这生与死的照面，揭示了学脉传承的生命意义，揭示了这样一个曾经具有特殊理想与使命的学院重遇生机、继往开来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三 启蒙

　　史学家们把1980年代视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第二次启蒙”。那确是一个思想长期禁锢之后的再次解放、重新启蒙的时期。历经70年代末的解放思想运动，中国传统被封存的记忆被重新唤起，西方现代艺术的讯息纷至沓来。一个被称作“新时期”的时代开启了，中国文化重新接续了20世纪上半叶的发展脉络。

　　“文革”结束后，学院师生在全国最早关注西方美术的动态。1979年，学院党委集中全年经费的10%，购买了9万元的国外美术图书资料，并以展览的形式，一日一页，历时月余，为全校乃至全国的艺术青年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它们迅速地改变了七七和七八级学生们的画风，为针对“苏派绘画一统天下”的求变心态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在今天看来，这些图书并未系统地展示西方艺术的发展历程，更不能说体现了西方艺术的主要理论成果，但这一购书的举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具有胆识的决定，又一次体现了我院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这不仅一举改变了学院图书匮乏的状况，而且以一种开放的胆魄，将学院教学蓦然置入国际艺术视野之中，置入中西文化互动激荡的格局之中，并由此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学子，开启了198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创作的进程。

　　学院在恢复招生之际，便创办了内部参考刊物《国外美术资料》，为师生开启了一个了解国外美术动态的窗口。1979年，学院创办了学报《新美术》，专门介绍国内外、院内外美术创作与理论研究的成果。《新美术》向全国公开发行，创刊号订数即达四万册，受到全国美术界的热情关注。翌年，《国外美术资料》改版为《美术译丛》，发行二万册。《美术译丛》的创刊对整个中国美术界的冲击是难以估量的。它改变了

　　以往只鳞片爪地获取西方观念的倾向，旨在系统译介西方艺术史和理论研究的经典成果。《美术译丛》不仅向中国读者展现了西方美术史论的丰富图景，而且为中国艺术的研究与创作提供了有效的参照系。在80年代，《美术译丛》和《新美术》成为中国前卫艺术的重要思想基地，为80年代的中国艺术界默默输送着国际化的新观念和新图像，对我国的艺术创作与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 多元的呼唤

　　20世纪的中国艺术史上，传统的、苏派的、革命老区的、古典的、现代的各种绘画观念与体系交织在一起，交错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历史语境。而“文革”的禁锢使美术创作成为政治宣传工具，诸种风格或被消灭、或被改造。新时期伊始，摆脱政治枷锁后的艺术家和教育者们迫切希望恢复艺术的多元格局，诸种被压抑的风格重获新生。学院遵循艺术教育和创作的规律，严肃而认真地重建学院的教学体制。在中国画系，逐步恢复潘天寿等老一代建立的中国绘画教学构架，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在油画系，恢复工作室制度以推动油画多元风格的发展。法国派的王流秋率徐君萱等成立了第一工作室，代表“鲁艺传统”的莫朴率汪诚一等成立了第二工作室，黎冰鸿率从苏联学成归国的全山石等主持第三工作室。这三个工作室以主任教授的艺术思想、表现技巧和创作方法为指导，分别从多种视角探索油画的发展思路。

　　学院尤其关注基础教育体系的思考与建设。1979年，学院受文化部委托主办“全国第二次高等艺术院校素描教学座谈会”。这次会议可以说是新时期美术界对于高等教育体系的第一次多元的呼唤。我国大部分美术学院的建制仿效苏联模式。50年代后，在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文艺方针下，“苏派”绘画及其教学方法开始主导教学与创作，艺术风格出现了较为单一的倾向。而这次素描教学座谈会主要对“苏派”注重明暗塑造的契斯恰柯夫素描体系提出质疑，讲究分析的“结构素描”、单线构形中国传统线描等素描体系的价值重新被肯定。在座谈会上，方增先的论文，舒传熹、徐君萱等人的发言与作品拓展了素描的观念，引起广泛注目。素描是艺术教育的基础，这次由学院主持的全国素描教学座谈会，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其意义并不在于解决了什么理论问题，而是通过基础教学的多样性讨论，来学术性地思考艺术创作与表现的多元问题，其实质是一个思想解放、学术自由的开端。它不但触及了学院教育改革的根本，而且折射出了学院一以贯之的开放的学术传统。

　　五 七七级油画班

　　在“文革”后的第一批学子中，七七级油画班是引人注目的一群。他们令我们瞩目、沉思，不仅因为他们入学伊始就展现出的扎实的绘画基本功，而且因为他们丰富多彩的人生传奇，更是因为他们曾经的叛逆以及为此所付出的代价。70年代末，青年学子们对“文革”的伪道德、假道德彻底失望，出现了价值叛逆的精神趋向。而在浙江美术学院，这种叛逆倾向并没有转化成更易为社会同情和理解的“伤痕美术”，而是溯着西方美术运动的潮头迅疾冲浪，针对学院教学和创作提出另类的价值追求。这种叛逆倾向的浙美特色，一方面源自这所悠久学院深潜着的文化气质，源自林风眠先生在建院之初所提倡的那种“立足现代、中西融合”的精神土壤。另一方面，这种特色又源自学院率先开启的世界之窗，也就是说，源自这所学院本身所构筑的国际性的学术视野。正是这些同学中的精英分子，在经历了对艺术语言的批判与颠覆之后，义无反顾地走上前卫艺术之路。

　　今天，七七级油画班的学子们天各一方，他们有的成为蜚声国际的当代大家，有的成为学院教育的中坚力量，更多的人早已离开艺术界。我们难以忘记的是，三十年前，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激情深深地触动了当代意识形态和传统精神形态的危机，率先揭开了中国当代艺术实验的深刻命题，而他们的叛逆与挑战姿态，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经备受误解与批评。在那个年代，正是这样一种颇具紧张感的对话关系，交叠而成一幅改革开放初期的精神画卷，潜在地催生了学院艺术创造的新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