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势浩大，万众瞩目的九届国展虽已水落石出，尘埃落定，但关于九届国展各种问题的讨论却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尤其是“临作获奖”问题成为了时下众多专业媒体广为讨论的焦点。理解宽容者有之，口诛笔伐者有之。总之曰：褒贬纷呈，各说不一。

　　《书法导报》2008年2月20日第11版“关注”编发了杨卫列的《创作：入展与获奖的底线》和李波的《应该拷问什么》两篇文章。前者对“临作获奖”现象持坚决反对态度，后者对“临作获奖”现象虽未直接表明态度，但骨子里却是变着法儿为“临作获奖”者辩护。关于“临作获奖”一事，笔者的观点与上述两位作者都略有些不同，恰恰介乎两者之间。但这并非笔者具有“骑墙”性格，爱“和稀泥”，而是认为“临作获奖”之事，还须在“展览文化”这个特定的范畴内进行多角度、多方位的分析讨论，梳理评价。任何从自身好恶出发或紧抠某些字眼的做法．有时难免会失之偏激。因此面对国展当中的种种现象，还是要冷静而客观地看待。

　　客观地讲，“临作”获奖现象绝非九届国展所独有。反观以往历届“国字号”展览，或多或少，都曾出现过此类现象，尽管一度引起过广大书法人的广泛争议，有的甚至监督揭发，在专业报刊上口诛笔伐，但“临作”获奖现象非但没有因此而消声匿迹，反而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临作”获奖现象实际上已成了每次全国大展始终都绕不过去的一道坎。这除了一些作者缺乏起码的书学品格之外，也与大展评委在评选过程中的把关不严密切相关。

　　众所周知，国展的基本精神是“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尊重传统，鼓励创新”。而尊重传统并非是指将古人或今人的东西原样照搬，顺手拿来；“鼓励创新”也并非是指目无传统，随意杜撰。如何在新旧之间把握好一个分寸和尺度，从而找到一个恰当的结合点，应该才是“创新”的根本。临摹是创作的基础，而创作则是临摹的最终归宿。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从艺术品位上来讲，临摹有“实临”和“意临”之分，实临偏向于再现原作的形神，而意临则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和审美理想。换句话说，实临忠实于原帖，而意临则兼有“创新”之意。古人意临之作，亦多有可取处，如何绍基临《张迁碑》、吴昌硕临《石鼓文》便是如此。大家临作，除“到位”外，更有“味道”，临出了境界，临出了气魄。

　　九届国展当中，以“临作获奖”而引起书界广泛争议者，河北书家李国胜可谓首当其冲。他所临颜书《告身帖》一路“过关斩将”，夺得一等奖，评委给出的获奖理由是：“该作品表现出唐楷创作中新的艺术观念。”细观此作，也并非毫无此类迹象。从点画、用笔、墨色、章法各方面来讲，其中也的确不乏作者个人性情的流露。但该作品是否真的具有“创新”意义，似不宜草率结论。笔者认为，尽管李国胜《临〈告身帖〉》从表面上看，颇有“味道”，但察其内质，却尚未“到位”，这里的“到位”既指技术层面，更指精神层面。因为，既然是表现唐楷，就当有“庙堂之气”，而李国胜临作却殊乏颜书正大气象。其行款章法，看似随意，漫不经心，实则造作刻意．煞费苦心，安排之迹，随处可见。特别从章法形式上来讲。第二、三行之间，第四、五行之间虽以界线隔开，但仍难免有拥挤迫塞之感。至于笔画之粗细、墨色之干湿、字形之大小、结构之奇正，亦多有造作之嫌。但反过来，若非如此“造作”、“安排”，又何能轻易有此面貌，从而“表现出唐楷创作中新的艺术观念呢”

　　因此，笔者的看法是，在展览当中，“临作”并非绝对不可以获奖，如果有人临帖接近或达到何绍基、吴昌硕的程度，也应该是可以获奖的，甚至我觉得这样的“临作”其意义要远远大于那些虽然获奖了，但却并无实际价值的所谓“创新”之作。至于李国胜的作品，其之所以获奖．我想有一个更合理的解释：那就是该作品顺应了“激活唐楷”和“创立今楷”的号召，虽然李国胜作品的艺术性尚远没有达到倡导者们理想中的高度，但它可能是目前来讲评委眼中“最优秀的”，因此评委允其获奖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这也是出于无奈呀!

　　时下书坛，创新口号愈叫愈响。“苟日新，日日新”，但真要创新，又谈何容易？为入展获奖而忙活得疲于奔命的广大书法人，有多少人是能够平心静气打好基础(非仅指技法技巧，更指综合修养)的，有多少人是能够从根本上去寻求突破的？他们只是随着展览的“风向标”，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一会儿往南，一会儿往北，搞得晕头转向，不知所从。很多人迷失方向不说，有时甚至连自己也找不到了。

　　而真正意义上的新的风格的产生确非一朝一夕、三年五载所能奏效。张芝池水尽墨，王羲之“用心十五年始工一‘永’字”，智永登楼不下四十年，刻苦学书，米芾平生写遍麻笺十万，王铎“四十年前极力造作，四十年后无意合拍，遂成大家”……由此可见，古人学书以毕生之力为之，唯恐有所不及，而今人的日常书写已被硬笔、电脑所取代。生活节奏如此之快，生存压力如此之大，竞争“对手”如此之多，学书时间如此之短，胸中学识如此之少，出新之想，实为奢望也。

　　说白了，一句话，都是名利惹的祸!书法原本作为修身养心之道，贵在虚静。虚者，心无杂念、俗念是也；静者，意态安详是也。但时下书人一哄而上，皆欲凭借书法扬名立足，这种想法本身就有问题。常言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阴”，刻意的追求，有时往往会适得其反。

　　话题扯得有些远了。但我只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新”不是刻意、随意就能勉强“创”出来的，它需要功力的长期锤炼，学识的不断积累和才情的不断发掘。“拔苗助长”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幼苗之所以因人为地去拔而夭折，是因为它严重背离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何绍基之于《张迁碑》，吴昌硕之于《石鼓文》，不知花去了多少心力，岂数月数年之功所能勉强达到。

　　但当代也不乏一些“聪明人”，脑子灵活．思维敏捷．再加上较好的活动能力，数年之间即可在书坛上“一举成名”。这从“谋食”的角度讲，也可视之为“成功”，但从“谋道”的立场看，则未必。国展毕竟作为一种赛事，具有“游戏”的性质，它能够激发人们的学书兴趣，调动书法人的创作激情，也能够成就一批特定意义的书法家，但如果所有的书法人都将自己的命运压在国展上，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选择。

　　聪明的“意临”者也罢．锐意的“创新”者也罢。要入展和获奖，如果排除其他因素，应该是“功力+运气”的结果。即使是“临作”，如果真的临到了足以启迪人们“创新”思维和可供人们有效借鉴的程度，我觉得获奖也无妨。

　　但如果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则无论如何也是不能获奖的，甚至连入展都不应该。

　　这就有一个评委严格把关的问题。评委的鉴赏水平高低和职业道德水准的好坏，决定着展览的评选质量。如果让一些普通意义的临作动不动就获奖，则不利于权威大展应有形象的树立，若广大书人因此纷起效尤，真是害莫大焉!所以，既为国展评委，就应克己奉公，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

　　因本文讨论的是“临作”是否应该获奖的问题。而不是仅仅限于“低水准”的“临作”是否应该获奖的问题，所以，拙文为说明白己的根本看法，多有枝蔓，且就事论事，并无随意诋毁和与人抬杠之意。我们的根本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更好地办好全国大展，全心全意地为广大书法家和爱好者服务。如果通过参与全国大展，从而让更多的书法人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收益，则善莫大焉!不尽之意，惟望书界同道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