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口头常说：“选择不对，努力白费，”这话的确很有道理。而对于广大书法人来说，具备什么样的观念和意识，应该是决定每一个人成功与否或成就大小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当代是一个“时势造英杰”的特殊时代，每一个书法人都想在书法上有所作为，有的人思想观念正确，行为意识超前，总能够在“新”、“旧”之间找寻到适合于自身发展的突破口，往往事半功倍，迅速脱颖而出；而有的人却始终无法做到这一点，在“新”与“旧”的夹缝中苦苦挣扎、迷惘、困惑，事倍功半，难有起色。对于上述现象，我们都有相应的感受和体会，仔细探究其中之原委，对我们当不无补益。

　　于明诠先生曾写有一篇题为《王义军：胡子长短与功底深浅的非必然性》的文章，专门就“王义军现象”进行论述。他这样写道：“王义军，一位出生于1978年的农村娃子，既无渊源家学，又无炫人的学历……但2006年全国第一届行书、草书展的评审结果是，28岁的王义军一件获一等奖，另一件获二等奖。（据说，本应获两个一等奖，因评委考虑到一个人得两个一等奖太‘那个’了，故换了一个二等奖。其实，好就是好，‘那个’又是‘哪个’呢。）全国展赛投稿者数以几万计，而且高手如林啊——更而且，王义军写的又是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最吃功夫的二王风格。那些长年累月伏案练功的所谓功底深厚者都败在这位少年后生笔下了。”

　　王义军何以能够如此？我以为就在于他具备好的学书观念和创作意识。按于明诠先生的话说，王义军“是一位很有‘想法’的青年”。而书法上的事，往往都是“想法”决定“写法”。这种“想法”很是重要，一方面要合理正确，一方面还必须有个性，合乎自身特点。失去这两点，再有任何想法都是白搭，想也白想。

　　什么样的想法才是合理正确的呢？我认为凡符合书法艺术本身发展的基本原理和规律的想法就可视之为合理正确；那么，什么样的想法才算是有个性，合乎自身特点呢？我觉得在前一条的基础上融入自己对书法的理解，又能够在实际运用当中集中显露个人性情的想法即是此种类型。想法不是凭空想象，因此，好的想法还须有实际的表现来加以验证。

　　譬如学习颜楷，有的人写上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也还只是停留在形似的层面，即使基本或“完全”达到神似，你还是你，毕竟成不了颜鲁公第二，这还是处于学颜的初级阶段，与真正的创作相去甚远，个人风格则依然无从谈起。但在九届国展上一举夺得一等奖的河北书家李国胜则不同，他就属于那种很有想法的人，他的获奖作品是临颜书《自书告身帖》，然而，他在字法、墨法、章法各方面加入了很多自己的想法，即在数万多件作品中一举胜出。尽管他的获奖作品并未真正成熟，甚至遭到很多人的质疑，但平心而论，他这件作品获奖，并非毫无道理。因为他确实体现出了唐楷创新中的一些新的理念。他的探索精神是极为可贵的，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笔者曾在《中国书画报》撰文专门讨论此事，虽未给予过多肯定，但对他作品的启示意义和其探索精神还是予以了赞许。从某种意义而言，这一点显得何其重要！

　　白砥也是一位很有“想法”的书家，他的小楷居然也能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恰当地显露个性，将“书卷气”与“金石气”巧妙地融合在自己的作品中，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也许有人到目前为止还不能真正接受白砥的小楷，但等到有一天自己的观念和意识跟上趟了，态度也就随之改变。抱残守缺固然大不可取，但故弄玄虚也必然经不起考验。既有古人又有自己，估计问题不会太大，有“想法”者如王义军，白砥应在此列。

　　于明诠先生的书法美不美（注意，不是单指“漂亮”）？应该是美的，他的“美”在于拙中见巧同中见异，在于敢于突破，勇于创新，同时又不乏对传统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诠释。也有人看不出他的作品美在何处，甚至将其列入“丑书”排行榜，其实这无需大惊小怪，实属再正常不过。因为颜真卿、徐生翁也有过同样的遭遇。当代有没有“丑书”？肯定有，但白砥、于明诠“丑”出了味道，“丑”出了真正的艺术风格，因而具有了非同寻常的价值。这与时下那些毫无底蕴，故弄玄虚或故作高深的“丑书”家们似不可同日而语。还是那句话，等有一天你的观念意识改变了，你也许会有意外的发现。如果一直发现不了，也不会影响他们作品的文化意义，因为芸芸众生，自有识者。

　　王镛、郭子绪先生的书法好不好？大多是好的。但当年那场关于他们两位书法作品的论辩，至今记忆犹新，褒者谓其童趣自得，天机流荡；贬者语之扭捏作态，无法之书。一时间各执一端，相持不下，但结果却是相当一批书法人至今仍然将他们奉为借鉴取法及追摹的对象且效果显著，有时我们还真觉得这是“盲目跟风”，但换个思维来看待，感受会迥然不同。我们所看重的，应该是他们的学习和创新理念以及其方法，而不是如书工笔吏般，照搬照抄一通然后混水摸鱼，这样，你的“想法”其实变成了“没想法”，因为照搬古人行不通，而照搬今人也同样如此。

　　诗文大法，贵在立意，立意又须自然，由感而发，而非刻意做作无病呻吟。意从何而立？当从现实生活中得来，而非邯郸学步，闭门造车。生活才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至于如何向他人取法学习，还是要多领会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之真实含意。学习书法，也是同理。

　　学习他人，不是简单地照猫画虎，此为末技，尚属于最底层次，不可不慎；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学习他们研究做学的科学合理的方法。

　　刘新德先生书法出自于四川名宿谢无量、刘孟伦以及何应辉先生等，但此为过程，非是目的，他将平日的“抄帖”当作日课，并非随意抄抄了事，而是在“抄”的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很多想法，他的书作点画精到，气息古雅自然，其中尚不乏当代审美意趣的自然显露，原因何在？其实就在于具有好的观念和意识。

　　以上列举的多位中青年书家，他们在学书历程中，既紧抓机遇，积极进取，又能保持良好心态，从多方面给自身“充电”，名声响亮者如他们，尚且如此，况未露头角或牛刀小试者乎？

　　“吾人学书当兼收并蓄，聚古人于一堂，接风采于几案。手执心谈，求其字体形势转侧结构，若龙跳虎卧，风云转移，若四时代谢，二仪起伏，利若刀戈，强若弓失，点滴如山颓雨骤，而纤轻如烟雾游丝。使胸中宏博纵横有象，庶学不窘于小成，而书可名于当代矣（屠隆《考槃余事》）”。这段话说得多好！如果在当代展厅文化背景下，书人缺乏正确思想的指引，或徒事描画，不知变通；或为书而书，学识浅陋，又岂能做到“兼收并蓄，聚古人于一堂，接风采于几案？”又岂能“使胸中宏博纵横有象？”

　　行文至此，观念与意识之重要已无需再言，有志于书道者当可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