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7日《美术报》有陈传席先生一篇评论文章，说《兰亭序》是第二行书，《祭侄稿》是第一行书，力图更正或打破历史上一定范围内对书法评判的定式，值得我们思考。

　　书法排座次，历来都有，见仁见智，本来无定式。《祭侄稿》是唐代的东西，《兰亭序》流传的摹本也是唐代的东西。不管这两个本子原始作品相差几百年，但他们的书写者都在唐代。既然书写在同一个时代，其时代特征的纸笔墨等书写基本工具载体相同，时代的人文环境所表现出来的流风遗韵也基本相同，评判的要素条件处于一个水平，所以陈传席先生的评判有相当的道理。因为陈传席先生把这两件作品放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类似的文化环境中去比较。然书法到唐代，好东西太多了。依我看，同为唐代行书的《李思训碑》，不见得比《兰亭序》和《祭侄稿》差。《李思训碑》字数比第一第二行书多得多，书写难度也要大得多。《李思训碑》通篇雄强博大的书法气势，在所谓的第一第二行书里，好像就没有那么明显。如按我的眼光排座次，《李思训碑》为行书第一。当然我说没有用，我只能自说自话，自我感观而已。

　　历史上有名望的人说第一第二有用吗？有用，也没有用。有用，是有名望的人说话传播力度大，即便他眼光不一定准确，说出来的话也有人响应。某一个皇帝说某某书法好，一呼百应，某某书法好就要传开，有的还真可以如此千古流芳，这是有用。没有用，是对像我这样不太懂又不怎么听别人意见的人。多少人说《兰亭序》第一，我就不怎么信。我甚至认为王羲之的《乐毅论》、《黄庭经》、《十七帖》比《兰亭序》要好得多。我始终以为，大呼隆的迷信是没有意义的。行书第一第二的那两个本子，不知有多少年，成为压在中国读书写字人心灵中的集体迷信。原本任何第一的标准，只能在自己心中，无可替代别人。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却都不甚明了，真是怪事啊。

　　在《艺林名著丛刊》里，分别有包世臣与康有为对书法的评判，当然代表他们自己。包世臣与康有为，评判书法的影响自然不小。我的理解，我们与之对应的，可能也会吻合心目中的第一第二，那也就妥了。不相信的，我们还是会有自己第一第二的评判标准。回想过去，临写毛笔字在先，读到《艺林名著丛刊》在后，居然发现，自我心性中与包世臣和康有为相一致的评判标准，还真不少。这种不是故意或盲从的对书法定评，只能说明自己的审美趣味,与某人相合而已。至于硬性把某某第一某某第二教化于人，我觉得没有意义，因为世上确实没有绝对真理。我们也可以想像，当年包世臣或康有为，就其书法而言，作出自己的评判标准，他们本身也都有各自的局限性，显然也不敢说自己第一第二吗？他们的定评，也只能作我们的参考。就在有陈传席先生文章的这期《美术报》上，也有陈传席先生的两件行书作品，我看也一般，远远不如陈传席先生的文章潇洒。所以陈传席先生自己说勉强定《兰亭序》为行书第二，也没有用。

　　书法排座次，历史上的某一篇第一，现在的某一个人第一，用当下话说, 都是“忽悠”者个人心性的表现。放之五湖四海，现在和将来，都当不得真。我不敢有意跟陈传席先生作对，我只想说，我们研究书法或创作书法，不要被历史上的定评和现代权威的新论，框住心灵，缚住手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