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风景·江南”，是我数年来水彩画创作风格从写实不由自主地走入写意的一个创作命题，表达一些在乎自己心灵感受的“有意味”的情景。几年的探索，于是也就有了这些画作。

　　当现代创作愈来愈关注当下发生的事件时，我却回过头去留意起“逝去”的一些记忆。这“逝去的……”总是有些朦胧、有些破残，却似乎留着玄机。抑或是人过了半百，我的思绪里总会时常浮现起过去的情景；抑或是浊酒半壶后的窃窃私语，即便语焉不详，却充溢着真情实感。这生于斯长于斯的江南，是我挥之不去的记忆心迹。虽然这个画题不知被水彩画家演绎过多少次而火红几时，但我还是觉得有话想说：因为我的江南有我的性情所在，是我借机抒怀的形迹所在。

　　江南，这特定的地域景观，它曾以繁华的市井气息和浓郁的人文气度回应了大江的赐予。它既是一处历史的风景，也是一处文化的风景。它的消逝与远去，是否演示着一种文明的兴衰与走向？

　　江南，也是我一直魂牵梦绕渴望表达的景观。今天，我在水色的浸渍中，情感深处的“心象”突然跃于纸上，有些朦胧，有些暧昧，却带着意外与惊喜，画面中淹没了的轮廓竟由此显得绰约多姿而意味深长。

　　这“心”，大概就是“中得心源”之意韵，这 “象”，也就成了画面意趣之形象了。

　　意象是中国审美文化特有的境界，“对象的形态或活动唤起我的情感活动和意向，即自身情感与对象形式合而为一”（李泽厚）。是感性形象与自己的心意相映相融又相生的一种具有表述性的形象语言，它构成了中国绘画形象与语言相和谐的造型特点。中国的绘画艺术向以写意、畅神为宗旨。这“意”既是民族审美的精神境界，又是作者的人格投射，所谓“寓意于物，寄情于画”是也。而“畅神”精神，则是意象精神的高度表达——作者由境生情而不由自主地进入挥“写”的状态，进而达到“传神”的境界高度。

　　从现代美学意义上来看，传统的意象绘画其实是非常具有个性化的精神表述方式。

　　苏天赐先生体会道：“笔迹若从形体中游离，色层相互渗透，线条流动，率意而为，境界从视觉转入内心，是一种意态从容的东方意蕴。”这是艺术家经过长期的文化浸润与人生历练后的一种修养境界。

　　西方19世纪绘画从东方绘画传统中汲取了不少元素，从而走向现代。印象派之后的绘画，艺术逐渐由描摹事物的外在影像而转为表达作者的内心感受。这种艺术精神的流变，正与中国古代美学中“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意象精神相近。当然这西方的“移情”、“表现”理论、与东方的“意象”学说，由于文化背景等不同形成了并不相同的解释与艺术走向，但这却是古老的东方理念与现代西方的哲学思潮共同影响启示下，殊途同归的一种文化自觉。可以这样说，在当代文化语景下，意象精神往往是通过东西方文化交汇比较才显示出它的生命花絮。走出国门的吴冠中赵无极都曾感言，身在巴黎才觉得中国艺术精神的伟大。

　　我的童年就是在枕河而居的黛瓦粉墙水乡中度过的。直至改革开放前我所看到的还是成片成片的江南民居。随着日后经济的迅速堀起，曾经繁华的江南水乡竟在这短短的数年间倾刻消逝，代之而起的是匆匆而建的千篇一律的现代城市景观。然而记忆并不消亡，虽时隔多年，但每当我的思绪回到当年江南的情景时，我的脑海里，“我的江南”就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

　　《逝去的风景·江南》系列作品便是在这种情形中完成的。“得意而忘言”（庄子）。当我一旦进入这种状态，便会用笔急起直追心底涌动的景象，情不自禁地 “挥写”，一鼓作气用淋漓的水色之笔扫抹那空旷而似乎悠远的“历史”天空。那变幻莫测的水渍交汇、隐约难辨的流彩溢形，使画面在水色交响的互动中展现如梦似幻的景象。笔触间透出的水渍与飞白，则化成了屋宇高墙、石桥远舟。不经意的点染“幻”成了门窗与灯影。使人感到这江南在悠远的历史时空中曾经散发着的书香，在历经沧海的寂静中亦时有绚烂。这是我所认识、所理解和情绪化了的江南。“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老子）——让曾经生活在江南的人们，从这逸笔草草的未臻之处，邀你一起游走在故园的过去与现实之间，与我一起融入水乡,去回味，去讲述其中的故事……

　　水彩画传入中国以来，经过几代画家的探索创新，艺术风格已是繁如星海。但即使我们的技法能够达到欧洲一样的水平，我们也不能以此为满足，因为我们有我们的文化形态，我们有我们的欣赏习惯和对艺术的独特审美趣味。怎么走一条具有中国民族自主审美特色的水彩画发展道路，是我们现在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我以为水彩画民族化之路，并不是直接搬运国画技法进行简单地嫁接，那样将抹杀或丧失水彩画的自身语言优势。我们水彩画借鉴吸收的应是中国审美文化中的精髓——意象精神，将民族的美学精神渗透在水彩画创作的观察与表达的理念之中，融会于东西方的技法语言之中。中国的水彩画在吸收意象精神后将形成纷繁多姿的具有中国审美意趣的艺术风貌。

　　勿庸置疑，当代绘画越来越呈现多样性与丰富性的趋势。《逝去的风景·江南》水彩画是我近年来所作的探索，一种语言的现代性与个性化、本土化的尝试。刘勰云：“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这“山”和“海”作为审美的客体只有在主体 “移情”的投射下才具有美学意义。我笔下的江南融入了我的性情与追寻，我期望“我”的江南在画面上具有历史时空的静穆感与情绪上的内省效果。窃不知我的真情实感是否能从我的画中传递？但不管得失如何，潜藏于心的华夏文化精神仍一直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

　　（作者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水彩画家协会副主席、宁波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