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7月5日第7版）画家如果回避社会和时代躲在室内潜心作画，其艺术和审美将是浅薄的；画家如果漠视对底层人物命运的关怀，将毫无例外地导致自我灵魂的枯竭。诗人里尔克说过：“因为生活和伟大作品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古老的敌意”。画家如果以功利为本，其创作和商贩有什么区别。

　　近几年，忻东旺以一个艺术家应有的敏感把视点锁定在“民工潮”这个大变动的社会主题上。对民工的关注是画家义不容辞之事，因为忻东旺就是从农村进入都市的。他有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因此他感到自己有责任，用画笔反映时代揭示最底层人的命运。他的作品《江湖·天地》、《江湖·盟》、《装修》、《山霞》、《寒露》和《融冬》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当前社会一个大的主题，而且也揭示了这些走出农村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的生活状态和命运承载的艰辛。《江湖·天地》表现的是两个农民工站在一个不足3平方米的空间，就是这么大的天地，成了他们生存的空间和天地。农民工的需求是多么地狭小和容易满足呵,他们没有任何奢求，在中国偌大的城市给他们点儿立足的空间和天地就知足了。《江湖·盟》是两个农村姑娘在打工中结识成为好朋友。这是孤助无援的在江湖中寻找生存方式的一种结盟。这是最没有办法的结盟，也是时代造就的结盟。《山霞》中人物好像是在打工回来的路上，经过山上的小路时小憩的情景。虽然依靠在崭新的摩托车上，但他沧桑的面容和高度的近视眼镜却透视出农民工在社会挤压下生存的命运。《融冬》似乎让人感到了一点温暖，两个憨实的农民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在一间狭窄的房间里享受融冬就似乎得到了些许满足。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在狭小的室内有个融冬就幸福了，他们的愿望和希冀是多么地低下和微薄呀。然而他们自己知道进城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改变自己的生活。其实这种想法是非常渺茫的。当画家看到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时，画家已经意识到：“社会变革的因素已悄然渗入每一位农民的精神意识中，虽然贫瘠的土地难以改变他们的命运，但时代变革的步伐却已震颤了涌动的大地。”画家之所以选择这一大的主题，诚如他所说：“是因为在我看来这一社会景观是极具时代表情的，而艺术作品的艺术魅力和价值除了绘画本身的因素之外，更是应该承载反映社会和时代批判的责任。”看了这些画，我能感到画家在完成这些作品后的心情和感受。我敢肯定，画家是用血液和汗水完成这些作品的。因为画家每一幅画的诞生都是用两种东西凝成的，一种是泪水，一种是血液。泪水是人性情感的自然流露，而血液总是奔涌在离伤口最近的地方。每一幅作品都是画家的灵与肉。抚摸这些画，画家的心都会流血，看到这些画，画家的心都会疼痛。一个人的灵魂可能被肉体和衣服掩盖，但精神会穿透一切，这个精神就是灵魂的语言，是文化现实，是艺术造型。我给忻东旺的作品定位是平民性，它不仅仅是代表了民族文化，它是在揭示民族生存状态。忻东旺说：“我不屑那些蔑视传统标新立异的嬉皮士，也蔑视那些墨守成规、因循不疲的卫道士。我兴奋于自然和现实中永存的天机，我沉迷于万物中不息的生命。我画画的冲动是源于我对现实的强烈感受，感受是一种思考，思考的背后是对时代、历史和文化的理解；艺术要建立在理解之上，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绘画是视觉的，更是心灵的；视觉艺术的价值并不只是愉悦视觉，更应该能慰藉灵魂。”

　　忻东旺的《村民列传》系列作品，直白不含蓄，让观众在直白中寻找审美，在直白中可以看到画家独特的绘画语境和画家干净透明的良心，领悟艺术的真谛。其实很多大师级的作品都是直白的，并不含蓄曲折。直白并不等于肤浅，忻东旺的这些作品就是画家超越现实主义最漂亮的标榜和展示。

　　忻东旺的这些作品看上去很单纯很宁静，但是每幅作品都有很深刻的思想内涵。他的作品没有对乖戾造型的追求，没有企图强暴视觉的色彩构成，正好相反，对人本体的尊重和认同、对绘画基本功能的肯定和运用成为了整个“平民系列”的创作原则。

　　平民，是中华文明最底层的承载者，这些人物在忻东旺的画里没有史诗和英雄般的光彩。但却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忻东旺的《村民列传》可以说是画家对现实主义的一种发展和突破。

　　从题材到主题，忻东旺的现实主义以及对现实主义的超越并非一步到位，但他一路走得旗帜鲜明，义无反顾，他不厌其烦地近距离描绘他们、重复他们、再重复描绘他们，使绘画达到机智的顶峰。

　　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走现实主义创作这条路，对一个有成就的中年画家来说，无异于挖自己的墙脚。忻东旺的这些画可能没人愿意挂在自己室内欣赏，它只能作为展览或一种学术的呈现。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忻东旺敢于反映时代现状的现实主义绘画作品，却谱下一曲恢弘的平民史诗。从另外一个层面看，他的整个创作过程在广义上已经构成前沿行为艺术。（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