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初叶，当中国社会发生深刻而剧烈的变化时，当中西文化发生强烈的碰撞之际，中国的书法艺术因自身的原因，特别是其由于依托汉字书写而发展起来，而且作为中华民族最引以为豪的传统瑰宝之一，虽然不像绘画、中医、武术等其他传统文化艺术门类一样受到如此强大的震荡和冲击，而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中最为坚固的文化堡垒，但也应时代的要求，有朝着现代形式衍变的趋势。古人提倡之“文以载道”、“文以贯道”、“文以明道”“道”是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主线。作为当代书家，在面对当今艺术日益走向自由的开放空间，在面对21世纪中国书坛的“多元时代”之际，如何保持和发扬自己的民族精神，真正“以书为道”，方能在东西方的文化交峙中把握自身，“通蔽开塞，达于天道”，实践“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文理想。

　　纵观中国的书法发展历史，从萌芽时期（殷商至汉末三国），经历由甲骨文、古文（金文）、大篆（籀文）、小篆、隶（八分）、草书、行书、真书等阶段，依次演进。至晋南北朝及隋唐，书法艺术进入了新的境界。由篆隶趋从于简易的草行和真书，它们成为该时期的主流风格。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出现使书法艺术大放异彩，他的艺术成就传至唐朝倍受推崇。同时，唐代一群书法家蜂拥而起，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大家。在书法造诣上各有千秋、风格多样。五代、宋、辽、金、元的书法则是对晋、唐时期书法的追述与继承，这一时期由于战乱和政局不稳，呈现出复杂局面。书法家转向以书法抒发个人的情感意趣的轨道。出现了北宋的“宋四家”，元代的赵孟頫等名家。明代书法艺术基本上是继宋、元帖学书法而后加以发展。及至清代，更出现了以“帖学”、“碑学”划分的前后两期，这时更是名家辈出、各领风骚。历经两千多年的兴衰，书艺走向了多元化的今天，无论书法艺术升华到何种观念变革的层次，无论是书法艺术的形式、结构、线条等外在面貌，抑或内在精神的现代化变革，其“道”皆离不开为借助线条之形，沟通自然与人之间的意象，启迪心灵。正是建立在此“意”与“象”、“书”与“人”等哲学概念之上，才为中国书法奠定了至高至上的基础和地位，也是其高深玄奥，得以超越历史，恒久流传之关键。

　　如果说传统书法是追求一种人介入于自然的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传统中国人静观的、内在审视的传统审美观的体现，那么现代人更注重的则是人的自我价值的肯定和人对自然的驾驭能力的表现。这种传统的乐天知命的满足和现代人对生命的自我超越的追求是有着根本的区别。当书法艺术发展到当代，特别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受西方现代艺术和日本现代书法启发，出现了被称为“现代书法”的艺术新潮，不少艺术家试图在中国书法中寻找新的艺术资源，同时推进书法艺术本身的现代化、国际化和世界化。经过十余年的历程，该流派的创作在艺术语言和思想内涵上由最初简单粗浅的尝试逐渐深入、拓展、丰富，使得书法界进入多元共存的新时期。一直以来，在漫长的书法史中，它一直是内容大于形式的，后来逐渐发展为内容形式并重，更在当下呈现出形式大于内容，直至追求纯粹的形式态势。由于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与民主思想进入的同时，也带来了现代审美观念，西方现代艺术精神、生活态度、价值观念的不断介入，使得当代书法的探索，特别是形式上的现代形态的探索也逐渐发生衍变。正是这些新思潮的影响，使得许多书家抛弃了自己对高品格的追求而急于凸显自身风格样式的语言创造，使得许多书家抛弃了对艺术内在规律的发掘而采用图像式的简单诠释，使得许多书家抛弃了对精练的、具有个性化语汇的艰辛创造而选择可操作性较强的制作程式。于是，便有了当今书法界出现的要么只重现实功利性，要么只重以西方标准的抽象性，要么只重工具材料性，要么只重技巧形式性为终极目标的现象。以这些类型样式创造出的作品与中国书法所追求的审美格调和文化功能背道而驰。正是这些急功近利者过分强调书法的视觉艺术功能，而非深层文化性功能，忽视了其传统和文化价值，导致了后来者在书法艺术的探索中往往作出了中国文化非深层次的选择，这将对书法艺术的弘扬和发展带来影响。

　　传统书法在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上，基本上以线条和汉字的结体作为明显的形态特征，以求在线条和节律中寄寓书家各自的个性，无论是崇尚帖学，以帖学为宗的追求具有书卷气和文人意趣；还是崇尚碑学，以汉魏碑刻为宗的具有浓重金石气特质，其创作方式都是讲究运笔本身蕴含的个性意味，其境界追求“天人合一”的超脱尘俗的逸格气度。然而，要达到传统书法的高境界就要求书家需历练对汉字和书写的法度，贤达的道德与理想，含蓄、深厚的学养与底蕴，以及承载文人尊用崇善的审美情怀等一系列漫长的过程。所以，现代人往往会因为时代开放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急功近利的心态，而难于适应此在规度下求生存，在有限的形态空间内“夺舍投胎”而“借舍练气”。而且中国传统文化所独有的相对难以与实际操作性相通的玄妙，以及有别于西方“科学化艺术”的“哲学化艺术”所具有的深邃虚玄的哲学性创作，使得大多数书家离开这条“艰难之途”，另辟蹊径，离开这种在相对稳定的图式承传中追求深层次的神韵、气韵方面的拓展，而简单地嫁接或介入西方视觉艺术来“改造”书法，以求在短时间内自成一格。然而，中国的传统艺术恰恰正是以这种笔墨气韵、人生阅历以及文化传统为内在依托的图式变换，这种由内变引发外变的发展作为其必然的、特有的规律，而为其道。

　　拒绝传统而心仪西方，这显然是历经多次社会变动以来持续已久的社会时髦。而这种时髦所带来的浅薄，正好印证了将现代水墨改造传统书法艺术所带来的诟病。这种概念重视的是“作品”的审美特征和娱乐作用，强调“形式性”、“视觉性”乃至“通俗性”，但中国文化中的“文”之名，所强调的是易俗移风、端正教化，“补察时政，泄导人情”，强调“典雅”。现代书法在接受西方艺术观念之后，许多书家在强调“书法”的独立性方面，实际上，是把书法作品的形式从内容表达上从自然、生活与社会的引导、关注分离，而当主要内容用来宣泄个人情感、视觉官能和追求娱乐的时候，其地位不升反降。中国的艺术，历来有讲究文、史、哲合一，“诗”、“画”、“书”皆“如其人”的特点，归根结底是以“天地之道”作为根本原则。综观历代书法经典，其人其作虽风格迥异，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但无不以重视文化修养，无不以重视笔墨语言，无不以重视人品道德，此三大基本特征为修炼之根本。而此三点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与华夏艺术精神的核心。三者的和谐统一，也使得书法的文化特征上升到前所未有的地步，而恒久地保持了其文化内涵，同时突出了书法艺术对人生的造就和锤炼涵养“修身”。此三点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人类对艺术观念的最高认识，也是人类对艺术语汇探索的最广泛深层开拓。

　　以书为道，何者为道？中华文化之中，效法“天地之道”是其根本精神，“天地之道”是艺术的内在规律，是任何人无法改变的，也是无法摆脱的，正如孔子所说：“何莫由斯道，谁能出不由户？”“书之道”是可以认识和表达的，但是，它又超出任何具体的学术之上，因为对“道”的认识与理解却是无止境的，《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周易》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传统书法艺术曾经创造过无数的辉煌，其人文精神至今仍焕发出光彩。只有在追求大美的过程中，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艺术上的自由，获得自我超越与无限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