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蔡广斌、张正民、王晓辉、曹宝泉而言，在他们身上不约而同地体现着这么几点共性：都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都毕业于有着深厚艺术传统和人文精神传承的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都在从事当代水墨人物的探索与研究；虽然师出学院，却能不囿于学院的束缚，又都能突破学院的藩篱；虽然深受传统人文精神的滋养，却又能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当代艺术的探索中，而且都以个性化的鲜活表达，为自我在当代水墨人物领域赢得了真实而又牢固的位置。

　　共同的经历，共同的文化理想，共同的文化态度无疑是他们不断进行艺术探索，并一次次超越自我、颠覆自我的动力源泉。记得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指出，20世纪60年代的标记是全球性的政治和文化激进主义。激进和理想之梦是20世纪60年代的精神症候。那么出生在这一年代人的精神气质则显得很另类，既不像上一代人（指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那种要背负理想的战车，去拯救亚非拉人民于水火似的那样沉重，但也没有70后和80后们的轻松、幽默与戏谑。历史赋予这代人必定是过渡年代的过渡体，他们非常幸运地能够拥有前后两代人的特点，并同时成为两代人的观察者。这也决定了他们理所当然而且必然成为承上启下的一代。他们历经社会巨变而不惊，他们秉性中对理想和道义的敬重，也使他们既能够敏锐地感知时代，但又能和时代保持着恰当的距离。

　　时代的大潮，多元的艺术生态，全球化的侵袭，毋庸置疑地把他们4人推向水墨人物这一视域内。但他们以差异化的表达，个性鲜明的面貌与姿态，以视觉的方式彼此在演绎着他们一代人的文化立场和精神诉求。他们从集体主义的症候中摆脱，转而寻求个人自我生存经验的表达，并试图在艺术与人生、生活与梦幻、理想与现实的诸般缠绕和困惑中为人们提供一份清晰的视觉答案，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在对意义追寻和终极关怀这一点上，他们又都能保持着一种默契和从容，即他们的艺术是比生活中更真实的存在——他们不约而同地将关注的视点，转向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的急速发展及快速的都市化进程所引发的消费时代的系列社会问题。他们以独有的表达方式，彰显出都市人的生活情态、生活心态和生活场景。而都市人的生活经验和艺术经验在他们那里相互生发，也使他们创作出了迥异的艺术风格。

　　4位当代艺术家以追忆、寻觅或梦想的方式，表达了在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进程中都市人对自然的依恋情感及对已逝去的精神家园的守望，他们试图延续传统文化中那种对精神与人性的追忆与寻觅，进而表达出对当代生活中的民族梦想，他们希冀透过水墨的飘忽、朦胧、空灵、通透来切入当下并涵盖现实和心理两个层面的都市空间，他们的水墨言说不仅是对现代化进程对水墨这一传统媒材挑战的应战，更是他们一代人的文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