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读者们可以发现：《美术报》上的“赏析”、“鉴藏”和“副刊”这三个版面上都经常在发我的文章。或许有的读者会认为这家伙来头大，与报社有特殊关系，才会这样猛发文章？但大家可能想不到，我至今还没有和美术报社的任何一位编辑记者见过面，我们之间全是通过网上或信件来往的，是真正纯洁的编、作者之间的神交。

　　我与《美术报》打交道非常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就给《大众美术报》写稿了。当时这份报纸创办不久，有编辑辗转通过当地的报纸副刊来找我约稿，因为我是美协副主席，又是作协主席。当时的报纸只有四开四版，纸质并不太好，却是彩印的，就这点打动了我。我就试着写了两篇对画家的评论，一下子就给发出来了，从此我就开始注意起它来，报社也一直给我寄赠报纸。

　　以后我的稿子少了，很久没有给它写稿了。直到2000年末，我应邀到罗马尼亚去访问，采访了巴巴夫人，才想到了它，便冒昧地把一篇新闻稿和一篇《坐在巴巴的椅子上》的散文稿寄给了报社。这时《大众美术报》已停办，而新办的《美术报》主办单位之一也是浙江日报，但我还不知。《美术报》的王平收到稿后给我通了电话，问清了情况后，两篇稿件很快就被登出，以后又陆续发了好几篇有关罗马尼亚的散文稿，是由斯舜威和我联系的。王平和斯舜威算是与我神交而未谋面的报社第一人和第二人。

　　2002年，我看到《美术报》上开有《鉴藏》专栏，便给它寄去了一份《石鲁书画作品的鉴藏》的长稿，这是我研究石鲁多年来的成果。寄出不久后，便看到报纸竟然用三个整版的篇幅连图带文连续刊登，由于是彩印，效果很好，这时，我才发现了责任编辑的名字：叶三宝，这是我神交的第三人，我们通过电话，但一直未见面。

　　由于我游走在美术和文学之间，不可能有整段的时间去写文章，有时要画画，就把文章丢在一边；有时要写书，就把画暂时放一放，有时我也会把我的创作情况写个消息寄给《美术报》，编辑部也会给我登出，我也不知道是谁？

　　直到去年冬天，我即将要出版一本文化大散文集《行走者的艺术地图》，这是我多年来对外国美术的一个记录，连图带文，非常好看。我看到《美术报》上开有《赏析》栏目，版面很大，是彩色的，就根据上面印的责编名字从网上发给了崔艳，只是略略附上了几句留言：能用则用。没想到立刻收到崔艳的来信，接着就连续两期发了我的《巴巴的农民》。这一下就收敛不住了，在半年的时间里，“赏析”版多次发我的文章，每周介绍一位画家，同时还附有彩图。由于这个版子位于封底，独占整整一版，非常醒目非常大。崔艳告诉我，有许多读者都喜欢看我的文章，甚至在我出国前也希望写足文章作备份。我给这位从未见面的小师妹一份双料的加餐：我又给她主持的“鉴藏”版写文章，也是连续刊发。从电话中的声音来判断，她还很年轻，大概是接了资深编辑叶三宝的班吧？这是我神交的报社第四人。

　　稍后，我又神交了《美术报》的第五位。我写过大量的散文，大多是在各种副刊上发表的，有些不符合“赏析”和“鉴藏”要求的，就发给了主持该版的戴牧，从名字看，我以为是位先生。一天，我突然接到戴牧电话，说要用我的稿子。这时我才发现这位女性戴牧竟然被我阴阳颠倒了！这下我在《美术报》的三个版上都发文章了，不过，我相信，如有好的消息，还会上第四个版的。

　　对于作家来说，在报纸上发文章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我与《美术报》的这样一种关系却是通过五位从未谋面的编辑进行神交来维持的，而且发的稿件数量很多，这当然是对我的一种信任。我有时甚至会担心发多了稿件会不会造成别人的闲言碎语？正好报纸上有“我与《美术报》”的征文，就想借这个版面，替我也替他们来作一个表白，感谢他（她）们不讲情面、在十几年里给我的支持，作为艺术报人来说，一位编辑这样做或许是出于偶然，但几代的编辑能够在十几年里连续这样不徇私情地用稿，尤其是在目前的环境下，这就是非常难得的了。编辑和作者的关系本是相辅相成的一种互动关系，也是一种建立在感情上的联系，而对感情的答谢，当然就是作者的好稿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