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宾的肖像世界中，总有一种细腻的情感态度，那不仅是源于一种人生体验和艺术经历，同时，更是一种心灵对现实的参与和感受。他善于运用光线与色彩把握画笔下缤纷复杂的人物情感，演绎他们的喜与忧，思与愁，将不同阶层对象的生活状态与精神面貌给予深刻洞察，他的肖像作品，将那些现实中的虚假、丑态作为表现真诚、善良的对比与参照，在批判的意义上，投射出现实主义对人性的追问与现实生活的思考。

　　列宾的肖像画作品，按不同的创作题材可分为头像、胸像、半身像、全身像和群像等；按其描绘的对象又可分为音乐家、学者、现实人物以及历史人物等。虽然不能一一赘述，但这些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是列宾善于把握不同个体对象外在的形态、容貌及社会身份，进而完成由外向内的精神塑造与个性剖析。他善于调动自己的生活体验契合艺术表达的真实性，将那些血肉丰满、情感生动的性格进行立体完整的再现。

　　在《涉水过河的纤夫》、《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以及《伏尔加河上的风暴》等表现纤夫主题的组像作品中，列宾通过塑造那些顽强的生命姿态，来表现对社会最底层劳苦大众的深刻同情；在1874年的《渔民的女孩》中，这种情绪得到了个体对象的具体化展现。在他所描绘的渔民女孩形象中，那清秀的面容与她所穿的打满补丁的衣服形成鲜明对比，低沉的目光中似乎触摸不到任何幸福愉快的记忆，那一分沉甸甸的希冀与期待在残酷的现实中破灭；在1877年的作品《怯懦的农民》中，更是以淋漓尽致的笔触再现了一个头发蓬乱、面颊消瘦的农民，在那传神的目光中流露着胆怯与迟疑、迷茫与困惑。这些作品以劳动者承担的人生苦难与风雨，表现了一种孱弱的生存方式，一种低微的生命价值，并将矛头直指残暴的沙皇统治。在艰难的人生道路上，他们的人格尊严被忽视，甚至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犹如一颗颗渺小的沙粒，飘泊在历史的风尘中。

　　如果说在农民身上着重于挖掘“苦难”意味的话，那么在民族改革者、革命者身上体现出的则是沙皇专制背后的沉重“悲剧”。在《拒绝忏悔》中，画面以革命者与教父间的对立，将无畏的牺牲精神给予了最直观的洞察；《宣传者被捕》则以情节再现的方式关切革命者被捕后，令人担忧的命运。这两幅作品集中阐述了革命者的现实困境，当正义力量遭到破坏，人格尊严遭受践踏的时候，道德评判成为作品的另一个焦点：它在悲剧方式上，将他们的革命失败作出现实的同情，在破灭的精神理想中，又对个体进行救赎，将悲剧情节转化为一种净化、崇高的人格力量。直观表达画家内心愿望的《意外的归来》则将流放的革命者进入家门的瞬间表情作了生动演绎，那种戏剧矛盾的场景令人陷于意外之中，虽然表达了家人团聚的幸福时刻，温情中也暗含着人生曲折的涩涩辛酸与悲凉。

　　列宾的肖像作品中颇为重要的一点是，他能够十分纯熟地运用光线烘托人物的内心情绪，通过气氛渲染突出人物的性格品质。在1875年的《祈祷的犹太人》、《黑人姑娘》，1876年的《希施金肖像》、《读书的女孩》，1877年的《苏里科夫肖像》以及1878年的《契斯查可夫肖像》等作品，在技法上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巴洛克“黑影强光”的表现方式。这种光线以聚焦方式投射到人物的脸上，似是舞台戏剧中惯用的光线手法，它在将背景逐步纳入黑暗时，给予人物表情完整意态的呈现，这种主题对象的“光亮”与背景的“黑暗”对比，即是“黑影强光”。在1880年的《盖依肖像》、1881年的《皮罗果夫肖像》中，“黑影强光”的运用尤为精彩。画面中昏黄的光线效果带有柔和的古典元素和怀旧情结，当它渗化于画面气氛，与人物情绪开始交融时，诠释出一种戏剧化表情所固有的神秘感与距离感，并在塑造人物外在形态轮廓的基础上拓展出人物性格的情境空间，一种游弋于现实与意识中的矛盾冲突：犹疑、困惑、淡漠与疏远，以及触及心灵深处的未知因素。

　　“黑影强光”是以人为营造类似舞台光线的效果来刻画人物形象，那么在列宾运用自然光表现青春女性题材的作品，则有着完全不同的恬美意境。1873年至1876年他到法国巴黎学习期间，受到印象派田园风光的影响，逐步接受了明快的自然光线的变化所引起的微妙情绪，认为应该把反映的对象看成是光与色的载体。1876年《铺着草的长凳》、1878年《拿着一束花的小女孩》以及1879年的《公园里的一角》，列宾把田园风光与人物形象进行结合，并借助于光线与环境色对人物进行渲染，只是这些作品中人物本身的光影变化似乎还不够丰富。在1884年的《活泼的女孩，维拉·列宾娜》中这一情形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女孩在明亮的光线下，任由阳光在身上流淌，眼角微微眯起，闲适中又带有几分惬意，似乎连那些沉浸于阳光中的遐想都变得简单和透明，清新、明快的色彩与人物内心完整地结合起来，青春少女的惬意梦境在浅蓝色的天空下更加动人，委婉而不失浪漫，优雅而不失温柔。作品以仰视构图描绘女孩被遮阳帽遮住面部的明暗关系，笔触流畅自然，演绎着印象派的独特魅力：外光、瞬间、视觉与气氛的完美构成。

　　列宾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经历了由皇家美术学院时的强调技法到巴黎留学时的改变技法，直至在1887年的《托尔斯泰肖像》、1889年的《诗芳采娃肖像》、1892年的《秋天的花束》、1900年的《在阳光下》等现代人物肖像身上作品又实践着回归朴素简练的自然之法，此时的列宾，能够更加自如地运用平实技法把握人物神采，表现那些闪光的个性特征。在列宾面对大量的现实问题时，正是通过艺术的借鉴、融合与创新，完成了自我风格的确立，在创作中回归于俄罗斯的历史背景中探求民族自身的文化性格、文化传统与文化心理，并在艺术理念上坚持“巡回展览画派”所固有的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精神。由此，诠释出作品强烈的民族性，本土化与浓郁的时代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