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中国传统思想认为，天地万物皆由“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见老子《道德经》）。中国画自创立以来，一直在中国文化的浸润下，随顺天命之性，遵循天理之道而发育演生。无论是形而上的“天理”、还是形而下的“事理”，亦或是礼俗教化之“义理”、人情枢机之“情理”，中国画学历经的千年积淀，其理法之思和笔墨之用，都是在中华文化的环境里，禀其天道而自生，本其根性而自发，缘其因果而自成，合其礼义而自立的。换句话说，中国画从古自今的传承演化，自有其内在的自身规律。而这些规律对上要求承传“继往圣、开来学”的天理；对下则要求契合“与时俱进”的情理；对内则包含有画什么和怎么画的笔墨事理；对外还兼及有陶养人们心性和培植社会礼俗的义理。

　　中国画在历经了各种“改造”思潮的冲击之后，近期似乎又开始呈现它复归原轨、找寻自身价值的迹象。这既有物极必反的天道规律的作用，也是中国文化内省力量的显示。多年来，那种忽略经典、轻视传承、一心寻求中国画审美与西方文化接轨的主观意愿，看来并不符合中国画自身的演化规律。传承祖先智慧、重温传统艺术、找寻国画文脉，正在成为我们这一代画家的历史责任。故此，这里6位画坛同道实践性的结伴，所试图展示的，正是对这种认知的践行行迹，正是对“古韵新知”这一时代课题不同程度和不同方位的诠释。

　　杨春华、张伟民、张伟平、胡石、何士扬、林海钟6位画家分别出生于上世纪50和60年代。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们都属于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一代，因而他们的视野、他们的情感和他们的责任感，正在伴随着中国文化伟大复兴的进程而得以开阔、得以丰满和有所担当。在这里，6位画家以人物、山水、花鸟不同题材，运用不同手法，将自己的审美取向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一个方向。而这一指向，或许正是他们以艺术的方式回应时代要求、承担时代责任的一次阶段性表现。

　　《大学》说:“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我们回顾历史不难发现这样的规律,中国绘画繁荣的几次高峰都是伴随在学理的兴盛之后的。如:魏晋玄理玄学兴盛在前,魏晋人物画觉醒繁荣在后；宋儒理学兴盛在前，宋元复古理论和山水画兴盛在后；明儒心学兴盛在前，明清“南北宗论”和“四王”、“四高僧”山水画兴盛在后。从儒家理学的角度看，做学问的起点在于明理，必须遵照《大学》以“格物致知”为起点的进学顺序,一切功夫皆以“存天理、去私欲”的道德修养为中心。因为只有明理才能找到进学成德的“入道之学”。同样，中国画的画道也需要在这一“技道相生”的感悟过程中去伪存真，寻求生生不息的明德之路。

　　世界万象，无“理”不成体。当代中国画之体必定会在对其“理”的探讨、争鸣中逐渐明晰并成形。在中国画的发展史上，“传承”与“创新”，“个性”表现与“理性”思考从来都不是对立的。而这6位画家在此一方面的努力与践行或许会带给我们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