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宏先生和我交好已近30载，观读他的画，自然也近30年了。现在看来，我对先生伊人的把握，实是一种人画合一的零度交融。意境中，有时画是人，有时人是画，意近梦蝶。得道的丹青人总是这样，让人无法驳离斯人斯画。我是画人物画的，花鸟鱼虫只是我近旁的一块蛋糕，平素没敢多动它，但花鸟一门于我有常观常新、贴补心得的善缘。

　　此时，捧读陈先生的画作，令我生出品咂的乐趣。手边20多帧彩墨，望去形式飞动，气象高华，这与陈先生的热心肠是互为表里的。其中除几帧淡墨疏写的竹荷外，大都是富丽的画面，好像画中那些快乐的生命都被置于先生南国家乡强烈日照下，只是黑重的投影每被换成了花叶边丝绒般的重影，就是说，太阳被换成了月亮，这是东方诗意的文化转换。有人把中国文化称为月亮文明，此处便是一个现成的论据。我有一个怪念头，即西方人是在太阳下画画，月光下看画，而中国人则在月光下作画，阳光下看画的，这自然经不起核实，只须意会二三则可。

　　先生花鸟画的富丽效果，固然与光影无不勾连，但主要得之于重墨、重色与粉色的大胆投放。次之，得力于跌宕顿挫，曲意生姿的骨法造型。此二项均为陈先生所独到。先说用色，这是意笔花鸟从来的难点。当今通行将其诸色隐身于墨法象外，小心地伺奉着墨色，至多是随类地还物象一些本来的生色，但乃是水色过于颜色，墨气重于色法。于是乎，汉唐富丽的色构成和其象征性，装饰性死在了边缘。回望花鸟一科的开门立户，乃始于中唐，速成于五代，登极于两宋，转向于元，明清则各有巧胜。一路行来，见工笔重彩日渐人事稀薄，意笔一脉，却直是一个颜色不断凋零的过程。曾几何时，丈人们仅凭一个“雅”字便扼锁了春中百色，姹紫嫣红转而在月下粉墙的疏影中讨起了生活。诚然，水墨及淡彩一脉确实不乏“好颜色”，其理念也是玄之又玄，上挂道法，下植宋明理学，想来已是森森然而不可摧。但细细思量，去色彩化的革命之举确实割断了汉唐传统，乱了“周礼”，于“孝道”有亏，在绘画之娱乐百姓开启青年的福业方面，水墨也难免欺世自拥之嫌。可见，水墨是有原罪的。不知陈先生立志意笔重彩，是否存有为水墨一门赎罪的苦心。

　　足可贵者，陈老先生不惜工本，丹青重施而自创明艳一格，更可贵者，其仍未失雅趣，虽不是雅逸，却是雅艳的。私以为，用疏淡之笔求雅逸容易，用粉墨丹青密集点染而求雅艳难，难就难在这雅艳二字形同水火。物理地讲，水火本不能济济，水在下，火归无用，水在上火在下方能有功。问题是如何使水在上火在下，正是此类难题硬是使先民们逼出了陶文化和青铜文明。拿此例反观陈先生的意笔重彩为火，须水墨在上有器容之，不使漫漶无形，又不教重彩火气上扰，喧夺上位，这种拿捏，需要何等阅力功力才能使得。学者们说西人善分析，国人善综合。分析者，一分为二，综合者合二为一。中国文化中以阴阳为发端的对偶范畴，旨不在对立，其意在互动圆融后的统一。仅鉴于此，当知陈先生所画非物象也，是思辩。

　　陈先生之所以能艳而不俗，臻雅艳妙境，我看其功有五：一是色墨有济，以墨为筋骨，色为皮肉，理路清晰，互不倾扎，故不以漫漶相污；二是内存结构，以生物结构为质材营建形式构成及其章法空间，板块团块，礼让照应，不以昏聩相欺；三是生趣为诗，酌以花石常态，间以鸟虫动态结成诗的联盟，瞬间捕捉，新趣横生，不以因袭相从；四是善用粉色矿石，覆盖有度而使明晦有致，层次平添，况粉中有雅色，善用者反可去俗，此不以难而兴废也；五是笔得心法，古云笔法即剑法，剑可刺、可砍、可游。陈先生以笔当剑，笔法多多，几点洒、勾勒、没骨、搓皴，般般既主上色，又主破色，全无死气。心无法障乃使笔法与剑法同为心法，此不以成法相害也。

　　看当前水墨画坛，正殷殷然而盛大，位居庙堂之高。有志者多以一生相许，不及其余。这有点像唐诗时，当世人如何知道唐诗之后竟有诗余之盛。今都市文明热浪澎湃，色彩纷呈，谁也说不准这水墨一门就能坐定江山。有志者不妨斟酌再三，水墨不到处，自有丹青来；黑白纵有理，五色亦有情，又何苦偏兴偏废。我赞赏陈先生的坚持。陈先生性热性厚道，然不掩其敏慧而独思的资质，一个意笔重彩，正切中古人今人用心不足之处，就没有不坚持之理了。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