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承前启后的山东老一代山水画家
20世纪50年代,山水画面临新的时代,经受了生存的考验。“新山水画”在改革旧文化的现实要求中脱颖而出,承担起了史无前例的社会责任——表现新的生活、寄寓时代情感、反映时代审美要求。新中国成立以后,山东山水画创作可以概括与时代紧密相连、贴近本土生活的基本特征。关友声、黑伯龙、弭菊田、陈维信、岳祥书、徐培基、刘鲁生、张彦青等著名山水画家,在党的“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方针的指引下,积极地参与到了山水画的革新进程当中,为此做出了诸多努力。1959年,山东组织画家为人民大会堂山东厅作画,参加的山水画家包括关友声、黑伯龙、张彦青、刘鲁生、陈维信、颜地、郭传璋、徐培基等。他们在山东各地大量写生,回京出色地完成了创作任务。1961年,山东省美协组织张彦青、弭菊田、陈维信、卓启俊、于太昌等写生黄山,并在济南、合肥、青岛陆续举办了展览。1963年,省美协又相继发起了在省内各地的写生活动。以这一代画家深厚的学养和笔墨功力,的确也产生了一批面貌新颖、歌颂时代主题的作品。像关友声的《佛山新貌》、黑伯龙的《云烟满泰岱》、弭菊田的《泰山红日》、张彦青的《位山水库》、陈维信的《泰山旭日》、徐培基的《大明湖》等。就他们的艺术水平而言,与全国同代的杰出人物相比也不逊色。但是,他们这一代画家终因年事渐高,加之接踵而来的十年浩劫,大多遭受迫害中断了艺术道路,而难以在新面貌的山水画创作上继续深入和完善,没能在全国产生更大的影响,这不得不说是历史的遗憾。张彦青、刘鲁生等多年栖身美术教育岗位,为山东培养了大批人才,在创作上也始终保持了旺盛的创造活力,晚年得享高寿,创作发表作品无数,影响甚大。早年在浙江美院受教于陆俨少的曲阜师范大学教授陈我鸿潜心教育多年,其山水画在同代亦属上乘。卓启俊在国立艺专求学期间即显露超凡才华,徐悲鸿曾主动用两张画交换其毕业创作,传为佳话,学成后在山东美术界颇有影响,惜“文革”期间错判为“反革命”而早卒。
2、山东新一代山水画家的崛起
1962年的“青岛会议”对包括山水画在内的山东国画是一次大的审视和促进。1962年8月,山东省文联、美协和青岛市文联联合邀请了京、沪、宁及山东籍的著名国画家在青岛召开讨论会,外地画家有李苦禅、王雪涛、吴镜汀、吴青霞、郭味蕖、颜地、郭传璋、田世光、俞剑华、钱松岩、张文俊、亚明、宋文治、陈大羽、王个簃、孙雪泥,山东画家有关友声、黑白龙、于希宁、卓启俊、王其华、王天池、弭菊田、岳祥书、陈维信、张彦青、刘鲁生、黄公渚、杜宗甫、赫保真、冯凭、马龙青等。讨论会同时举办了两次展览,组织过多次示范表演和讲座等学术活动。这次名家荟萃的盛会,对山东的国画研究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山东年轻一代山水画家而言,更是具有直接的、现实的指导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催生了山东山水画创作的新生群体。
更直接地投入到以美术创作参与社会变革进程的山东艺术家,是建国后培养出的新一代美术工作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通过几次大的美术活动走上前台。
新中国成立以后,江苏、陕西等地以钱松嵒、宋文治、傅抱石、石鲁等为代表的一批画家,旗帜鲜明地走在了以表现革命理想为主旨的“新山水画”的前列。现任山东画院院长的刘宝纯,则是山东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延续发展“新山水画”一脉的旗帜性人物,也是山东新时期在全国享有重大影响的代表性画家之一。由刘宝纯、张登堂、于太昌等发起和参与,以黄河、海河、淮河为母题写生创作的系列作品的面世,是山东新山水画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从1971年起,刘宝纯、张登堂、于太昌、解维础等山东画家首先奔赴黄河流域,跋山涉水近万里,沿途写生创作山水画新作百余幅。他们在直接面对真山真水对景写生的过程中,进一步把山水画创作从高度程式化的泥古之风中彻底解放了出来,创造出了诸多全新的表现方法和创作形式,为山水画注入了崭新的时代精神和生命活力。《黄河组画》出版和展览后,让全国山水画坛为之耳目一新,引起巨大轰动。此后,他们又先后赴海河、淮河流域写生,出版了《海河新图》画集和《淮河》画集。这一系列创作是山东山水画创作关注本土生活、以质朴本真为美学品格的创作特征的一次集中展示。活动历时三年时间,却长久地影响着山东乃至全国山水画坛,使得关注现实、直面生活、紧扣时代主题的创作思想,真正成为山东山水画创作的主流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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