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人2l世纪以来，一批生于上世纪60年代、被称为“新生代”的青年画家，活跃在中国画坛。他们这代人的人生经历了理想主义运动由巅峰跌落低谷的阶段。他们看透了伪崇高的假面，常陷入信仰和信任的危机。他们迷惘过，也慵懒过，像鼓满风帆的小船在大海中原地打转，无所适从。然而，在人类走向经济一体化、文化走向多元化的新世纪，“新生代”又表现出焦灼、浮躁和饥不择食的生存状态，像“猴子剥玉米”似的这山望着那山高而迷失自我。

　　王珂生于1960年，按年龄当属于“新生代”画家，但他却不属于失却了精神向力的那拨人。或许与他的性格有关，对于形而上的精神追求似乎有一种天生的执著。在一些重实利的人们进一步追求更大物质利益的时候，王珂却进行着冲破物质遮蔽的超拔思考。在他看来，人生苦短，如若跌入了掠夺纷争的物质深渊，如同夜雾中的困兽迷羊，离自己追求的目标会愈来愈远。他很清楚经历了十年动乱的年代，他们这代人缺少的是什么，所以他一直在补课。从1983年大学毕业以后，他先在北京画院王明明工作室进修一年，又在中央美院韩国榛工作室硕士研究生同等学历班读了两年，随后再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首届中国画博士课程班，师承卢沉、张立辰先生又读了两年，专攻水墨写意人物画。九年寒窗，终于使他蕴藏在自身的水墨写意天赋被唤起、被激发。长时间不断的系统学习，他总算找到了自己的绘画领域，并开始了充满乐趣和艰辛的探索。

　　他清楚地记得20多年前，以卢沉、周思聪为代表的一批画家在当时是怎样地以崭新的人物画作品激动过画坛的感觉。他们当时的“变革”与“突破”是关涉艺术观念与艺术语言两个方面的。一方面他们描绘了生活中平凡的劳动者人物，赋予笔下形象以真实的人的本质，体现了“文革”结束后艺术家对生命价值的重新关怀。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他们用了朴素、浓郁而含有充沛感性的笔墨语言塑造形象，以丰富的用线和丰富的皴擦相间的水墨淋漓样式建立起人物画的面貌。他们的这种水墨人物画风，影响了整代后来的画家，也深深地影响了王珂。王珂一直沿着这条写实主义的道路，更深入地下着学问功夫。即使在面对艺术思潮此起彼伏、画风流变的多元格局情势下，王珂仍然坚信，写实性绘画有着光辉的前景，水墨语言有足够充分的表现力量，特别是当你把水墨语言作为一种当代艺术方式的时候，它的可能性变得更多，也更加具有实验性和探索性。

　　多年受学院式造型基础训练和传统笔墨的锤炼，使王珂写实基本功极为扎实，深谙传统绘画的理法，又领悟西方文化的观念。王珂感受到了西方绘画令人震撼的表现能力，以及西方当代艺术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形式，同时也使他感受到传统的中国绘画、尤其是文人画，虽说可构建生动之气韵，能使墨分五彩，能营造出浓烈的书卷气，但其表现能力受到局限是不争的事实。千余年来，传统中国画在绘画样式上几乎没有大的突破，历代虽不乏高唱“笔墨当随时代”的画家，但基本上还是在“笔墨”里转圈，明清两代更是至每一笔要有出处之境。是选择牺牲传统的笔墨韵味和入画标准去迎合西方的各种造型模式，还是忠实地保留这种传统，抑或还有第三条道路?王珂有他的解题方式。

　　在王珂面前，人物画至少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其一，线描人物画传统，其二，泼墨人物画传统，其三，卢沉、周思聪式的融入西方写实因素的水墨人物画传统。王珂在经过短暂的阵痛和反思之后，选择了当年徐悲鸿所倡导的“古法之佳者”留之，“西洋绘画可采纳者”融之的中和态度，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断调整自己的画风，集腋成裘，捕捉更接近自己个性气质的东西。他一方面既迷恋于传统中国画意境之灵动、造型之传神、笔墨之精妙，但同时又不满其观念之单一、构图之僵化、表现力之缺乏；另一方面既欣赏西方绘画所具有的新颖的绘画观念、丰富的表现手法，但同时又对其所散发的偏激、没落气息不以为然。变革中国画是王珂发自肺腑的呼号，可是这种变革对他来说，绝非简单地全盘否定传统，因为将传统消融于变革之中并非他的初衷，也毫无价值。同样，在变革的名义下，将传统中国画千百年积淀而成的独特图式语言世界化，对他而言是幼稚和愚蠢的。于是，当西方艺术思潮随着全球化潮流席卷而至时，选择适度交融便成了他的自觉，这是一种非常理性的抉择。由此，在王珂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造型方式：一种诸如获2002、2003年中国画大展银奖的作品《走进陕北》、《陕北人》，获2004年“菜乡情”全国中国画提名展金奖的作品《又是一个春天》，获全国首届写意画大展的《守望家园》及第三届全国画院双年展的获奖作品《雪晴》等，画家着力表现的都是些质朴、纯真、快乐和勤勉的陕北农民，用的是水墨写实的表现方法。他喜爱那些朴实、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喜欢用具体的形象来表现自己的感受。他不想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什么哲理、思想，他的画很平实，画中的人物就像邻居的大叔大嫂，朴素、平易、自然、亲切。水墨写实人物最大的难点是如何把造型的写实和笔墨趣味结合起来，因为写实的造型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笔墨的表现，这是当代写实主义人物画家都必须面对的课题。显然，对西方造型方式的理解和笔墨传统的深厚功力帮助了他，使他成功地创造了一种水墨语言的新“修辞”方式，把西画的素描造型理念不露痕迹地融入传统绘画的笔情墨趣之中，充分强调了写意人物画的表现性，将自己的气质与秉赋在塑造的形象中流露出来，显示了鲜活的当代特征。但在他的另一种表现古代人物画的题材中，他的这种方案被搁置起来，他用了古拙、隽秀、含蓄而略带夸张的线性造型代替了黑白灰层次丰富的墨迹效果，人物造型的处理也呈现出一种随意性的趋势。画面上没有那么多颜色和皴擦在那里表白，却以泼墨大写意的花鸟山石作衬景，情景交融，物我两忘，把传统文人画推向一个新的境界。王珂以他的韵味隽永的简约性古代人物画，让我们不仅品味到了传统的魅力，而且体会到了作者超越传统的自信。

　　画如其人，文如其人，自古皆然。文艺家总是通过自己的作品观照自身的。不管是托物言志也好，抒情寄兴也好，也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从其人的作品中总是可以看到其人的品格、其人的面目和其人的性情。画如其人，贵在一个“真”字。只有那些有自己真诚追求的画家，只有感情真挚、感情真切的画家，只有独立卓行，不肯囿于古人藩篱、不肯依傍他人门户的画家，才能做到人画如一，见画如见其人。

　　王珂的画风正和他的为人一样，是平易中见淳厚，质朴中寓性灵。平易不是平庸，那是一种平实、自然、朴素、真切的艺术格调。平易不易，平易而能淳厚则更难。只有富于蕴藉，精于提炼，厚积而薄发，才能做到平易又淳厚。诚如清人戴熙在《习苦斋题画》中所说：“画令人惊，不如令人喜；令人喜，不如令人思。”王珂的画，不事奇巧，不求怪诞，不走极端，不趋时尚的表面效果，力求平易而淳厚的笔墨语境，却能令人喜，更能令人思，皆因其注重内涵和文化精神品质而使作品耐人寻味。

　　王珂在古代人物和写实性现代人物画上的距离甚至大的追求都与传统的笔墨语言联系在一起，正是那种来自传统笔墨的滋养和西画造型所铺垫的坚实底子，使得画家有一种不逾矩的特殊力量和自由张力。他或者是将熟知的形象融进新意盎然的造型格局里而并不显出突兀和生硬，或者以某种感性的契机切入一种似乎常常只有迂回才能达到的心曲，使之化为一片粲然的景致，令人无所言叙而又心有所悟，或者是对自我的单纯而又直接的点化与抒发，自由地流溢着别有意味的墨韵之美，或者以结构平实的肖像式创作昭示一种无以替代的精神气象或现代特征……总之，不管是对体验中的个体还是群体的表现，抑或是古代人物小品，都或多或少地显示着画家对打开具有无限可能的传统水墨形式领域的执著兴趣，同时又体现出艺术家语不惊人誓不休的不懈追求。这实在是一种极为难得的艺术创造姿态，因为艺术家一味地固守传统而不能其外，或者企图悖离传统而期盼所谓的“石破天惊”，至少在中国画的这一领域不会是有什么前途的作为。

　　看了王珂的大量画作，我们不仅惊叹他的现代人物与古代人物的兼善，也时也能体会其追求“绘画性”时的独到用心，这特别体现在他对画面经营的一气呵成和对水墨人物画表现性语言的追寻。或许，正是时时不忘来自于传统的警励，同时又总是付诸发乎内心的情愫，画家的艺术功底才获得了巨大的发挥空间，仿佛艺术道路的前方总有新的曙光和视野，使画家对此充满自信和信心。

　　我对他的作品总的看法是：法度严谨、注重内涵、功夫到家、味道醇正，具有中华民族文化浑朴雄强的气质和率真憨厚的个人艺术风貌。很显然，正是对传统的依恋——对那数笔片墨中所能包容的文人流韵的依恋，使王珂不愿走上简单放弃传统的那类肤浅的前卫道路。他凭借多年的修养积淀和对传统墨线情韵的把握能力，有一种自我超越的强烈愿望，推动着他去寻找一些新的可能性。我们看到，在王珂的近作中，更加注意水墨本体的探索，除面部造型外，画面中几乎没有一个局部是纯写实的，都是一种抽象笔墨语言的编排，整体的虚灵气氛和韵味十足的传统线性造型与具有抽象意味的墨色铺陈相得益彰。这些似乎矛盾相逆的造型语言被王珂统一在一种新的和谐与平衡之中，充满了活力与生机，看似平常通俗，但有种难能可贵的氤氲气息潜藏其中，闪烁着深厚的中华文化的灵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