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画界开始形成融贯中西、面向时代的社会性高潮，并被整个绘画界引为一种时代性的使命。江浙一带的人物画崛起便从“新浙派人物画”开始。“新浙派人物画”解决了现代人物画创作中的一系列重要的问题：古典传统与西方艺术关系，素描基本功与中国笔墨的理解，人物造型的平面性、虚拟性、主观性、结构性的自觉把握，笔墨的民族传统与造型的关系等。“新浙派人物画”在20世纪的中国画坛有着独占先机的优势。方增先——一位“新浙派人物画”的奠基人和推动者。一位被中国人物画变革的历史潮流推向前台的人，并将这种艺术变革的使命引为一生的奋斗目标，是新中国人物画变革和发展的杰出代表。

　　方增先人物画创作的基础是从“线性结构素描”开始的。这是他在学院里学习明暗五调子素描法、分面法、结构学得来的，进而到线的结构法以及线的团块整体表现。在思索如何丰富人物画的笔墨问题上，以现代的笔墨语言来表现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便成了方增先创作的重要课题。他别具匠心地将任伯年的灵秀洒脱与吴昌硕的沉厚凝重交织在一起，组成笔墨表现的生动方式，实现了潘天寿提出的中国画必须以线为主的观点在现代人物画教学中的具体落实，在推崇以明暗为主体的西方传统素描法外的另辟蹊径之举，成功解决了当时中国人物画创作革新的现实需要。

　　方增先是一个坚持现实主义的画家。

　　他不务虚华，崇尚质朴，并不一味羡慕文人画中的高雅与谐趣，更乐于深入体会生活。1964年，方增先创作了充满时代气息的农村生活题材的《说红书》，敏锐地摄取了生活的生动瞬间，展示不同的人物形象和气质。那震撼当时画坛的《粒粒皆辛苦》，则更是以非凡的技法，扎实的造型功底，灵动的笔墨，极妙地捕捉了人物的神情，展现出劳动者独有的精神风貌。在方增先笔下，劳动者的生活质朴归真，没有珠光宝气的粉饰，少有浓妆艳抹的矫揉，显示了劳动者原有的本色和传神得意的艺术美感。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世界艺术思潮纷纷涌入，表现主义的绘画手法深深地吸引了他，方增先开始酝酿新的探索。1983年，方增先去了青海藏族地区之后，他被当地藏民的生活所深深感动，如何将一种沉厚、粗犷和磐石般的藏民身躯移入笔墨的表现之中的问题不断在他脑中思索着，“积墨法”带着高原的气息呼之而出。“积墨”所产生的斑斑驳驳的肌理效果，给人感觉凝重而沉郁，带有岁月的沧桑和苦涩之味。从乡村走出来的画家方增先认为，这恰好可以表现自己内心一直所敬重的对象——那些质朴的农民和牧民们，他们是历史与生活的创造者。在他创作的《绒帽老人》、《闲看行路人》、《家乡板凳龙》等作品中，“积墨法”显然得到了非常成熟的运用。近年来，“积墨法”已成为方增先人物画创作的重要方式之一。

　　观方增先近作，无论绘画的题材，还是内容与表现手法看来，他在创作上已进入了相当自由的境地。作品的题材仍是反映现实的牧民或乡民以及生活中普通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其构图的平淡与奇崛，气韵的生趣与沉滞，墨色的浓淡、线条的繁简、工与写的比重，都有不同的侧重，由此他笔下的水墨人物亦呈现出生动而丰富多变的神韵与气质。

　　方增先作为当代中国人物画变革追索达50年的始终不渝者，他50年不平凡的艺术生命里，催生了无数个鲜活而独有的生命，这些生命与笔墨交织在一起纵贯了50多年，昭示着一个时代的特色和风采，展现出一个民族的使命和希望。

　　方增先已成为浙派人物画当之无愧的先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