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作为中国画重镇，其人物画的崛起要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涌现的“新浙派人物画”算起。尉晓榕，作为浙江美术学院高考恢复后培养的首批中国画人物画家，就是在“新浙派人物画”体系的影响下而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之一。

　　尉晓榕青年时期，在家乡福州就已出类拔萃。他有较为扎实的速写功夫，使得他长于用线，也长于构建群像、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刊于《高考临摹范本》中他创作的一幅水墨写意《农人像》，是典型的“新浙派”人物画样式，用笔泼辣，注重造型感和质感的表现。客观地说，作为“文革”后浙美第一届本科生，尉晓榕的造型基点是西方的素描。由于西方写实艺术与中国写意艺术的结合，写意人物画中的造型和笔墨的结合是人物画创新的突破难点。尉晓榕曾经深深苦恼于此并希望摆脱西方写实艺术。

　　尉晓榕的思维敏捷，才情横溢，自我认识清晰，这就决定了他的艺术追求的独创性。从90年代的几次画展上，可以看到他的艺术大致发展的脉络：越来越非“新浙派化”。从构图来看，他的小品画构图别具匠心，如《红旗下的蛋》采取了白描满构图的形式，一面国旗下满满当当地站了行队礼的少先队员。在题材的选择上，文人仕女、古代圣贤、神仙鬼怪、民间传说、人物风俗、民国时尚、田园牧歌等，比“新浙派”的开拓者丰富得多。他画生活、画故事、画感动过他的一切，《君子好逑》就是一个明证。《君子好逑》用速写式的白描描绘了正在恋爱的男女，表情十分生动，女人带点羞涩的微笑和男人双手交叉的腼腆的形象跃然纸上，使观者一看就能体会到生活中爱情的甜蜜。此外，他的创作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谐趣性”。据他本人所说“谐趣”、“意趣”这两样东西，比较符合中国人对国画的审美习惯。他认为很多时候中国人是看趣味的，是在趣味之中找到生活感悟的。如《醉八仙》上完全是一群喝醉的“酒鬼”，正如他在画作上所题“八仙原来尽酒仙”。即使以“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为主题的《无猜图》，也把男孩画成赤膊、眯眼，一脸童稚和憨厚，诗意的追忆涂上了一层诙谐的乡土色。在《本名鸡》中更是发挥了他的幽默感，一只穿着红色内裤的公鸡昂首挺胸地站在画面上，让读者不由自主地会欣然一笑。由此可见，尉晓榕自觉将题材往古代人物画的书写意味、夸张变形上靠拢，其实这种向传统绘画精神的复归，恰好表明他正在克服西画的造型观与他心中理想的艺术图式之间存在的隔阂。画中刻画的诙谐，有趣的人物，用笔轻松乃至线条飘逸、飞动、虚灵，其努力走出“新浙派”画学体系已是很明显。此外，他喜吟诗填词，画上的题词亦庄亦谐，为作品生色不少。国画大师程十发曾评价尉晓榕，“他是新一代画家中的佼佼者，在笔墨上很好地继承了中国画的优秀传统，善于用笔用墨，画中的线条不仅可以表现对象的质感、神态和动向，还可以表现人物的性格和作者的感情。在他的画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生活的热爱，不论写实或者写意都表达了一分真实而丰富的情感，这种感受不同于别人，因此他的画有着自主强烈的个性。”

　　尉晓榕对人物画的娴熟掌控，让他已习惯于脱稿而作，一蹴而就。虽人物面部的刻画不尽深入，但微妙的神情已然抓住了读者的心。愿他继续发扬他那不俗，不赖，不颓废，不调侃，不玩世，不流于谐谑、嬉戏的滑稽，用独一无二的“色彩”，为当代中国人物画添上雅逸俊秀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