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书法唯吾国之特有，而显东方美学之性，为传统文化之内核。古人皆习之，未曾规之以法，法在其中，正若大化运行般守恒，而又繁衍生息。其书之要，为国学之魂，如血液之于人体般，命脉也！而今，随经济社会之冲击，渐显多元，物欲随之横流，心性涣散，欲求速成。如此，书法亦随之失却标准、失却共识、失却共性，而炸现所谓之自我个性，流淌于自我天国之中。

　　书之远古失法，非今人不贤，心智不专，乃得道不得道之别也！古者志于“道”而非求于“技”，从于“心”而非在于“手”，而求其性，亦即直指生命与本性，指向情感、冥悟、存在之本源，待天人合一之际，便是道成之时。而今，多求速成，然欲速则不达，或返之。其易于偏执于一偶，强而为之，自以为是，忘形中强言己之雄，雄于域，雄于邦，雄于史。悲哉！岂不知已失法远道，误入魔域。更有甚者，已不习字修书，渐显断层矣。

　　鉴此，粤之名士合力匡之正之，应之以策。前有南海先生，倡之以碑学并践之以行，雄其骨以正其风。而今之陈绍基先生，鉴于今人多有不习书之惯以及书之于传统文化之要而倡导普及中小学书法课。相应文化机构及院校亦提出：高校书法专业建设；大学生书法课之公选及选修；中小学书法教师之培育等系列措施。以此筑其基要，并付之以行，至华夏文明之薪火生生不熄，其景实为可喜可盼也！

　　然，书之性，又别于数、理、化及科学技术之律要，数、理之律可观可触，循公式而求其理，心专勤勉而刃解之，而“书之性”即越驭于具体规律之上，而与《易经》之浓缩化、符号化、抽象化之精要相通合，是岁月历积而呈现之哲学符号，其此特性，使之赋予大化之哲学关系。故此，书之道，以自然为本，参合文、史、哲，循序渐进，从严处入、实处入、古法入，上下求索变通，以晋技法、精神、意蕴、笔力与理法一统，而得书道之奥。

　　留于其表还是直指其核——为广东书法教育所面临之重要问题，停其表者，即于书法中求书法，图貌求形，用心于点画，较法于结体，志于表层技法，而乏性与灵，易于近俗不得内美。而俗者，又为书之贼也。直指其核者，即在临习历代碑帖之基础上而又能于书法外求书法。书外求书之道，一为多读书：中国文化之核心为哲学，而“文”、“诗”、“书”、“画”本为一体，唯通文、史、哲，玄悟诗词，而生胸中勃然不可磨灭之气，其情其性注之于书，为书之治也。二为要妙天成：历磨难，遍旅迹，通悟造化之义、宇宙之奥、天地之诀，重修养人格，而“游于艺”（孔子语），不求气韵、成法，而气韵、成法自在其中，而又心忘手，手忘笔，笔忘字，不期学别人而自然有书，正是“天成”之功。三为妙合自然，参通禅宗之哲，远智去欲，进而协统世事变与不变之理，以其达观大度，无可无不可之性去拥抱自然、拥抱世界，而得大化之人生观，并于永恒中生发自我独特之性，而又毫无遮掩地袒露心灵，心与道相合，现善与真，“天地人合一”，而至大善、大朴之美。此三者，为“书之性”，从而通其道，得书之内核也。

　　停其表，究其能，匠而已。其多以经济利益为追求目的，视“书之性”而不见，只停留在技法之上，唯求唯美，百般摆弄姿态，以动人耳目，其不知技进之时亦是道去之日。直指其核，即顺“书之性”，得道也！其合大自然之性，从书之律，为书之道门，顺而昌之。然，从此，有二难：恒久坚持，一难也；甘于寂寞，二难也。故此，广东书法教育应出之以策（如书法研究所、书法院、书法院校等学术机构，组织志于书法事业之士潜心于学术研究，以正时弊，并以保学术研究者价值之所在），重之壮之，顺天之性而昌隆之，使广东书法教育真能直捣中源，求其核。这为志于书法事业之热心之士所共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