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章士钊从友人王侃叔（慕陶）那里听到了关于孙逸仙的革命事迹，大受感动。当他看到孙逸仙的信札，发觉笔锋雄健，意态横绝，气势雄阔，尤感惊奇和钦佩，他认定孙逸仙决非草莽英雄。恰巧从友人处得到日本人宫琦寅藏的新作《三十三年之梦》，内容为介绍孙逸仙的革命事迹。他据此编译写作，出版了《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引起很大反响。

　　他在编译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笔误，错将孙的真名孙文与化名中山樵的两个姓连在一起，写成“孙中山”。书一出版，他的朋友王侃叔，颇为生气，对章士钊说：“子何不通乃尔？昔者范雎入秦，化名张禄，只闻人称张禄先生，不闻妄呼范张先生。姓氏重叠，冠履倒错，子何不通乃尔？”但木已成舟，无可挽回，久而久之，“孙中山”竟成了正式名字。

　　

　　1903年，14岁的张樾丞到北京琉璃厂益元斋刻字铺当学徒。他勤奋好学， 经过几年努力，技艺青出于蓝。曾有客人不满他师父刻的印而拒不取活，张樾丞操刀代刻，客人才满意而去。后来遇到懂篆刻的文化人，师父就把活直接交给他。旧京时的著名文人严几道、陈师曾、姚华、金北城、胡璧戈、张伯英、钟刚中、袁寒云、杨千里等均是他的良师益友。

　　

　　1904年，康有为来到瑞典，迷上这里的美丽景色，他在游记中写道：“瑞典百千万亿岛，楼台无数月明中……岛外有湖湖外岛，山中为市市中山……欲徙宅居之。”他买下斯德哥尔摩东南沿海的沙丘巴登（意为盐湖浴场）地区的一座小岛，在岛上建起中国式园林，取名“北海草堂”，一住便是4年。

　　

　　1904年6月19日下午4点，在美国圣路易斯美术馆，大清帝国皇室特使溥伦及清国特使团，会同圣路易斯美术馆馆长、副馆长以及美国艺术委员会的另外几位成员正在恭候来自中国的慈禧太后油画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幅最高统治者的油画，而且是由一位美国女画家在北京完成的。精致的箱子一个套着一个，“圣容”躺在最后一个有黄缎衬里的箱子里，上面盖着一块黄色的织锦缎。几天之后，这幅肖像对外开放，观者云集。

　　博览会结束时，驻华盛顿的清国公使馆派出一个代表团将油画郑重送往美国首都华盛顿，清国公使梁诚将它正式赠送给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清廷对此次“圣容”出访极为重视，觉得用普通铁轨枕木运送太后的肖像不合适，还从外务部到前门外的车站铺设了一段专用铁道。从北京起运后，沿途官员均以最高礼仪迎送圣像。

　　为慈禧绘画的画家是卡尔，卡尔是德龄在巴黎时就已经认识的朋友，这一层渊源也是促使慈禧最终同意画像的重要因素。她一共为慈禧画了四幅油画。除美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第一幅和故宫博物院保藏的第三幅外，其余两幅至今下落不明。

　　

　　1904年，诗人、书法家吴芝瑛从北京移居上海。在上海，她曾与秋瑾合办《中国女报》，秋瑾也常到她的小万柳堂畅谈。闲暇时，她常在家中举办诗歌沙龙，包括梁启超、袁克文在内的名士纷至沓来。

　　一次，沙龙里传阅一首风尘女子李苹香的《七绝》：“尘心涤尽觉身闲，絮果兰因取次删。满院月明凉似水，自钞贝叶掩深关。”吴芝瑛见了很喜欢，自此常约她前来谈诗论文，并为李苹香阅审、刊印了诗集《天韵阁诗存》。 吴芝瑛决心救助她脱离火坑苦海，但这需要一大笔钱。为了凑足银两，她出售了家里珍藏的董其昌的珍品，以及一些首饰。李苹香痛改前非，取名谢文漪，以卖字画为生。

　　

　　谭延闿参加了光绪30年（1904）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他文章好，书法也写得极漂亮，据说原本是要被点为状元的，可就在慈禧老佛爷要下笔圈点他的名字时，看到谭延闿又是湖南人，又姓谭，突然便想起了那个叫她不高兴的谭嗣同，就改点了另外一位字写得也好的刘春霖。当时天下大旱，感到春霖之名甚为吉利，就圈点了刘春霖。谭延闿被降为二甲第三十五名进士。

　　

　　1904年，于伯循赴开封参加科举考试。他没有想到，三原县令已经将他写的有反清内容的诗集《半哭半笑楼诗草》作为罪证，向陕甘总督升允密报他是革命党，请革去其举人，缉捕归案。升允阅后即密报朝廷，清廷规定，举人犯罪，须有皇上御批才可拿办。当升允拿到内含“无论行抵何处，拿获即行正法”等严厉词语的御批时，于伯循已经到了开封。

　　于伯循的同学李和甫的父亲李雨田是药材店老板，探听到了这一消息，马上向于伯循的父亲通报，并且建议抓紧送信到开封。当时从陕西三原到开封走驿路按常规需要14天，李雨田花重金雇了一个“急足”，限令他7天将信送到。信上仅12字暗语：“哭笑楼，将上墙，虽未祥，祸已藏。”急速逃亡之事，密嘱“急足”口头转告。于伯循闻讯逃往上海，开始了报人生涯时，改名“于右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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