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剑华（1895—1979）的名字和学术成果乃为美术学界所熟知，尽管他已谢世多年，然而他早年所撰写的大量美术史论著作至今还是许多美术史论家所看重的珍贵文本和进行研究的重要依凭。近年来，随着对他相关遗著材料的进一步索寻和整理，人们发现对俞剑华学术成就的了解还是远远不够的。撇开20世纪上半叶不谈，从中国建立以来直至本世纪，俞剑华就撰写和出版了近上千万字的美术史论方面的著作，如有《国画研究》、《中国绘画史》、《中国壁画》、《中国山水画南北宗论》、《书法指南》、《顾恺之研究资料》（合撰）、《俞剑华美术论文选》、《中国画论类编》、《<宣和画谱>注释》、《<历代名画记>注释》、《<图画见闻志>注释》、《<石涛画语录>注释》、《中国画论选读》，如此等等。其数量之多，涉及范围之广和影响之大，自不待言。然而人们可能还不了解，以上所看到的书目其实只是俞剑华整个学术创作的一个部分，由于以前条件的限制，尚有规模更大、价值更为可观、且能更加完整地反映俞剑华一生的学术和创作成果并未披露于世，如南京艺术学院收藏即将出版的约100余万字《历代画论大观》、由林树中先生收藏并整理校勘、准备出版的约100余万字《中国画题跋类编》、林树中先生收藏的《中国近代画论类编》以及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收藏的《旅行写生记》、《中国民族图腾研究》、《敦煌壁画研究》等等。可以预计，这些著述的面诸于世，不仅使人们能够更加深入和完整地了解俞剑华，而且它还将必然引起学术界的惊讶和赞叹。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史论界名家辈出，俞剑华无疑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学术界迎来了一片生机，美术史论亦获得了丰硕成果，但当我们回过来去反思和考量俞剑华等先辈时，就会发现如今的成就乃是以先辈学术奠基为前提的，我们在某些方面有所推进，而在有些方面则依然未能突破和超越之——先辈们对学术的执著、勤勉、用力之多、用心之深以及对艺术的妙悟和对文化发展情势的判断把握，真真还令人们服膺钦佩而神往。这是我们今天重提和再度探究俞剑华的一个重要原由。俞剑华在美术史论上的主要贡献大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美术史论材料的收集和解读。研究传统中国美术史和美术理论，第一道基本功夫就是对原始材料的收集。在俞剑华许多以史料收集见著的著述中，论其影响大、引用广，要算《中国画论类编》一书了。他人的相关研究著述对其的称引可谓难以计数。而他在材料收集的同时还对其进行了深入地解读，这其实已然具有研究的初步性质。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不仅为后人理解这些古典文本提供了参照，而且亦为作者研究打下了基础。其相关著作中，注释的详尽、解读的仔细和深入，以及“导言”阐发的洋洋洒洒，条分缕析，显示了作者驾驭材料的娴熟和贯通自如的学识。

　　二、画史画论的体系建构。中国历代理论家和画家在体系的建构方面均有十分卓越的建树，俞剑华同样进行了自己的建构尝试。他在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中国绘画史》（上、下）便系统地勾画了中国绘画从“传说时代”到明清的发展历程。尽管他自称所著画史“距离理想”“还是很遥远”，但统观全书，即可看出他正是以这种理想的标准来建构“史”的系统。在他之前，民国时期已有多人的史论著作问世，俞剑华则能扬长避短，“斟酌损益，商讨繁简”，提纲挈领，进一步完善了画史的建构。俞剑华撰写的《中国山水画南北宗论》，很好地揭示了文人画的审美系统和理论建构。此外他在《试论山水画的理论体系》一文中还明确指出，山水画的“理论体系”不同于山水“画法的体系”，是极有见地的观点。

　　三、对中国绘画理论中许多重要概念、范畴和命题的阐发。据不完全收集发现，俞剑华撰写许多论文有不少都是集中对中国绘画理论中的概念、范畴和命题内涵的探讨和阐发，由于他对中国绘画理论材料的谙熟于心，所以就能抓住其中最为关键的部分，例如对“六法”（谢赫）、“六要”（荆浩）的解析和比较、对“迁想妙得”的阐发、对“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命题以及相关论点的论述、对“以形写神”的解读、对“写真”、“传神”、“写心”诸概念的对比研究，还有对石涛《画语录》中许多概念和命题的释义，都表现了作者很高的理论水平，而且作者在阐发时常能依据实例而抒己新见，而不止于一般抽象的议论。尽管对他的一些阐发和解读还尚存疑义，可待商榷，然学术正是在争议和不断的阐发中得到进步的，思想先行者的步履乃是学术进步的阶梯。

　　四、美术史论方法的确立。俞剑华似乎未探讨过一般方法论问题，但在他的文章和著作中却经常从不同方面探讨了方法内涵，有的是讲艺术观察的方法，艺术创造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美术史论治学方法的思考。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强调史与论的结合，俞剑华主要以“论”见长，但他亦是“史”的专家，而他的许多“史”的论文，常以“论”为据，“史”的叙述在“论”的支撑下显得不再流于平浅。第二，强调文献材料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在研究中，作者一方面凭文献材料说话，另一方面又能身体力行，进行实地考察。在20世纪50年代陆续完成了对鲁冀晋、河南河北、吴越等地的美术文物考察工作。第三，强调理论研究与绘画实践相结合。他早年就曾师从陈师曾学画，更早一个时间还学过西画。据他自述，仅在1930年，就“积写生画稿数十册，游记六十本”，可见在绘画实践上所投入的热情和精力之多。

　　五、中西比较中的文化立场。在俞剑华从事研究和创作的早期，中国思想、文化和艺术已近于一种激荡的变革境况，造成这种境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文化和艺术的影响和渗透。从他早年所写的许多文章来看，他对从文艺复兴一直到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现代艺术流派，以及西方现代文明，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把握，并能将之与中国文明和文艺进行比较。他呼吁有天才的画家“能将东西绘画合一炉而冶之”，“使成东西绘画的结晶”，从而“为中国绘画赋以新生命”。但他又同时指出：中国画与西画乃 “为世界二大系统”，各有其不同的“理法”。这些阐发至今看来依然不失为真知灼见。他既批评了一些“偶习西画皮毛”，便“对于中国画以大肆抨击”的“浅学之士”，又赞美了中国画具有“欧美所不及的优点”。他还提倡当时的中小学图画科开设国画教育，“以期达到振兴民族之目的”。俞剑华这些言论对于今天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中一些盲从西方的倾向依然具有警醒作用，对我们推动中国民族文化和艺术的发展亦有重要的启导意义。

　　六、学风沿传和推广。俞剑华先生不仅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美术史论家，而且也是一位出色的美术教育家。据载，他于1920年以来，先后在北京美术学校、上海爱国女学、上海新华艺术、暨南大学、东南联合大学美术系、上海美专、上海诚明文学院、上海学院、无锡华东艺专、南京艺术学院任教，培养了一大批学生弟子，如今都是中国美术史论界的翘楚人物，而他们的再传弟子亦是当今美术文论界的中坚俊彦。有的学者曾提出“俞剑华学派”的称号，对此人们当然可以疑之辩之，但有一点仍是可以确定的，即自俞剑华始到上述所说的美术史论学者，已然形成了一个承传有序，步步推进的美术史论学脉。事实上任何一门学科都要有一批像俞剑华这样的有定力、有诚心、有悟性的学者不断地开拓、耕耘和维护，方能薪火不断。南京艺术学院乃是俞剑华生前教研和生活多年的地方——正是在这里不仅产生了像刘海粟这样吞吐世纪风云的大画家，而且还出现了像俞剑华这样学贯古今的大学者。本院拟将于2009年召开一次俞剑华学术研讨会，期望以此为契机，诚邀海内外同道，共沐先辈慧光，更阐诸家新见，以推进中国美术史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