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叛与革命            

　　现代美术史多以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为分期界标，撰述者寻求在一般社会政治历史进程中展开美术史叙事，把现代美术纷繁多样的创作形态、风格样式，纳入到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中考察，这与近代美术以巴洛克、洛可可、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等相对独立风格时期作为分期界标的做法有所差别，后者时间跨度大，包含了风格独立于社会历史进程的自律演变认识，这一点在瑞士艺术史家沃尔夫林(Heinrich Wolfflin，1864-1945)1915年出版的《艺术史的基本原则》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文艺复兴到巴洛克时代的美术史，被归结为纯粹风格意义或“观看方式”(mode of seeing)的变革，对经验色彩浓厚的概念用于阐述16、17世纪视觉形式创作活动的内在支配性法则，两个时代艺术风格变革仿佛发生在一个与社会历史浑然无关的真空的精神世界里。

　　艺术史风格理论，有助于纯形式立场上，体认20世纪现代美术革命的历史根基，许多前卫艺术家也意识到这一点。另一方面，风格理论排斥社会因素，面对走马灯式的现代美术流派时，不免陷入捉襟见肘的窘境。我们无法以单纯的“视觉想象方式”或“观看方式”变化，解释诸如为什么原本稳定延续几十年、上百年的艺术风格会在19世纪中期以后，突然之间，如此迅疾和频繁地变革。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角度看，现代美术流派纷呈、潮流频繁更迭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艺术创作虽属特殊劳动，也无法避免资本主义普遍物化过程，无论艺术家本人或艺术史家，都回避不了现代美术作品价格节节攀升的事实。不择手段地求新求异也是资本主义白热化生产竞争的普遍现象。

　　当然，更重要的是探究激发现代美术创作形态和风格变革的社会文化动因，这里涉及到现代美术如何对抗20世纪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机械理性主义毁灭性力量的问题，涉及到现代美术隐含的精神指向。乱花渐欲迷人眼，有时，过分流连于新奇繁杂的现代美术创作形态、多样化的风格语言，会阻碍我们把握西方现代美术变革的内在脉络和精神特质。如果说，现代美术发展也呈现出某些阶段性特点的话，那么，这种阶段特点更多地与20世纪西方社会历史重大事变联系在一起，体现出美术创造活动对社会现代化进程重大危机的回应姿态，这不是单纯风格形式考察可以涵盖的，现代美术通史把两次世界大战作为历史分期基础标杆的意义也在这里。

　　艺术创造作为现代性反叛的观念，渊源于18世纪中期以来浪漫主义思潮。卢梭说，“也许我不是最优秀，但至少我与别人不同”，在理性主义日渐主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时代，保持个体生命的独特性、想象的自由，成为近现代美术史的重要主题。康德主张审美判断的无利害关系，艺术与手艺的分界以自由为基准，从一个侧面表达了对近代资本主义机械理性和劳动分工的不满。

　　现代资本主义突飞猛进发展情势之下，机械理性演化为强权与暴虐的力量，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和控制可谓无孔不入，铸就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现代性的铁笼”。艺术被视为对抗这种客观、冷酷理性化进程的神奇解放力量。康德许诺的那个超越于现实之上的自由精神世界，不但激发了浪漫主义的无限想象，还成为现代美术创造的核心理念。现代主义者坚信，只有在纯形式的艺术世界里，才能找回那个失去了的个体生命的完整性，以补偿现实生活中的心灵缺失。

　　现代美术精神立足于表达个体生命独特性的目标，我们还可以追溯到康德、谢林的“天才”观念，天才被认为是自然的禀赋，艺术家的内在创作机制，正是通过心理器官，自然赋予艺术以法则。“天才”和“英雄”的所作所为乃自出机杼，别开生面，只是在面对一个日渐复杂和完备的高技术社会体制化力量时，这种自出机杼变得愈发困难和富于挑战性，创作者必须与各种有形和无形的物质化理性力量周旋，以个体的巧智、想象和创造，寻求生命鲜活体验的完满表达，惊世骇俗、叛逆不羁，还有让人眼花缭乱、引发各种奇异视听体验的现代美术创作形态，都应在这样一种上下文关系里加以理解。

　　也是在上述意义之上，现代美术史讲述的就是一场关于艺术家为保持个体生命完整性而与体制化的工具理性战斗的故事，从19世纪中晚期的印象派、后印象派到20世纪70、80年代五花八门的后现代艺术流派，前卫艺术家们总显得势单力薄，处于社会文化的边缘地带，又深谙取胜之道，以持续不断的否定和反叛彰显自己的立场。他们像职业革命家一样，让势力强大的敌手，无法把握他们的意图和动向，出其不意地实现颠覆性的精神目标。那种你方唱罢我上场的喧闹，今日英雄、明日黄花的快节奏主角转换，则是保持现代美术生命力、创造力和存在合法性的灵丹妙药。

　　四、现代与后现代        

　　现代世界技术理性内核的持续外化，构成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机器逻辑主宰的世界。工业革命之后，短短250年的时间里，各种功能强大的机器取代人力劳作，极大扩展了人类物质和思想的力量，那些由来已久的愿望和想象，借助于科学和技术，得以成为现实，科学理性被当作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支柱。同时，人类也愈益被自己构筑起来的庞大机器牢笼束缚，整个情形有点像18世纪意大利新古典主义版画家皮拉内西（Battista Piranesi, 1720-1778）系列画作《卡西里》（一个想象的监狱）描绘的场景，在一个无限延展的迷宫般的拱廊空间里，人群徒劳地寻找走出这个巨大监狱的出口。

　　尼采在《权力意志》中说：“让我们19世纪突颖而出并非科学的胜利，而是科学方法对科学的胜利”。18世纪启蒙运动以后，人们形成一种共识，即支配这个世界的是物质的机械力量，而不是什么神秘的精神，宇宙被构想为一架精妙绝伦的钟表，因循复杂的秩序而运动。工业革命后，欧洲各国经济繁荣，军备扩张，国家间势力的消长，使传统国际政治秩序不断经受种种挑战。在宏阔社会历史背景下考察现代美术运动，其多样化发展形态折射出20世纪社会历史进程的诸种特征。尖锐冲突的意识形态，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无休止的热情等，往往打着现代化和进步的旗号。正如前面所述，艺术家和批评家也喜欢以政治宣言方式发表他们的主张，极端化的语气和腔调显示出强烈的意识形态特点，加上“主义”的标签，诸如浪漫主义、新古典主义、写实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立体主义等。政治色彩浓郁、充满战斗精神的现代艺术家也因此被冠以“前卫”的称呼。进步与保守，现代与传统的对立，在现代主义意识形态中，具有实质的意义。整个情况完全与政治话语一样，属于确认自己所属党派的方法。

　　尽管现代主义内在精神指向是一种反现代性，它还是被视为代表进步的力量，与科学技术前进的步伐协同一体。这里牵涉到两个层面问题，一是现代艺术家锐意的进取和革新精神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步性；二是艺术的技术革新又以破解技术化社会对个体生命活动全面控制为目标的。进步与反进步在现代艺术创作中常处于既矛盾又统一的状态。简而言之，艺术家必须以高技术手段，破解高技术的威权统治。

　　当代新媒体创作中，许多艺术家醉心于纯技术的探索和试验，对新媒体带来的日新月异的视觉体验迷恋不已，但缺乏对这类高技术体验与个体情感、精神世界关系的深入体认，导致新媒体艺术的技术性“失语”。科学技术革命促进艺术创作变革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20世纪初，摄影赋予艺术家以新的影像创造途径，新的色彩和视觉理论，还有包装整齐、制作精良的颜料，这些都让画家能更客观和准确地分析自我的色彩感觉，更顺畅地调配颜色、创造从未有过的光鲜明亮的色彩。发达的金属铸造和锻造技术让雕塑家的工作更便利，也预示了新的雕塑形式的出现。各类先进电子设备孕育了诸多艺术创作新类型。印刷媒介、广播、电视和电脑网络对我们头脑中的“真实”观念造成巨大冲击，计算机虚拟现实与实际生活的混淆，给媒体艺术家带来丰富的创作契机。

　　然而，进步信条自18世纪晚期以来就倍受质疑，科学技术的成功、技术理性的胜利并不一定给人类带来幸福，滥用技术的结果是人类的浩劫。机械化和自动化让战争变得无比血腥、伤亡惨重，水体和大气污染，核辐射危机以及诸多珍稀物种的灭绝等已是20世纪以来司空见惯的现象，我们在享受科学进步益处的同时，也承受了相应的损害。至于各种源于阶级、性别、种族和文化差异的社会问题更非科学技术所能解决。

　　现代与后现代，回荡着科学进步论的凯歌，又持续地保持一种对于进步论的强烈批判态度，一些学者指出，历史进步论的普遍幸福许诺只是幻觉，最终导致的是少数人幸福，多数人边缘化。这样的批评完全抛弃了西方固有的社会和历史建构，矛头指向整体的西方文化。现代主义者寻求个体精神领域里的自我解放，后现代主义者则以为，这种现代主义的超越现实生活的精神自由之境，本身就是乌托邦，将不可避免地蜕化为维护现存体制的力量。他们从根本上怀疑一切主流话语的建构，那些长期以来受珍视的基本信念和价值观遭到嘲弄、贬抑，政治的、社会的和法律的体系在后现代主义者视野里，都是遮掩西方社会主流权力的虚伪幕布，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少数族裔的权力被有意忽略。于是，那些貌似神圣的惯例和道德被视为隐藏社会主流特权的面具；它们必须被解构，以显现其真实面目。这些批判话语在后现代时代广泛流传，现代艺术及其前卫的绝对主义，格林伯格式的对艺术极端形式主义的界定，被认定是属于精英主义的，延续了传统美术的观念。后现代主义者否认美术和大众艺术的区别，承诺艺术家具有无所限制的表现自由，艺术为何物的问题完全成了个人或团体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