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一天，国内一家美术杂志的编辑部通过电话向我打听，浙江省是否有一位叫张长弓的版画作者。那家杂志计划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要用张长弓早年的一幅版画作品《团结抗日》做封面，却不知他的生平，也无处去寻找和联络他的家人。

　　编辑部所打听的张长弓，正是我的五伯张龙光的笔名。通过父母和故乡美术界、文化界朋友们的介绍，我早就知道五伯是一位起步很早的版画家，也是对故乡的文化艺术的普及和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的、非常了不起的人物。由于他的存在和奉献，使许多人的人生道路都为之改变；甚至，连家父张怀江最终会走上了美术的道路、并终其一生心血为之耕耘和拓垦，也是因为在幼少时受到了五伯的引导和影响。然而，说起来非常惭愧的是，在接到编辑部的这个电话之前，我却几乎没有瞻仰过五伯的画作，尤其是他的版画作品。也因此，我在接电话之后，便以一种特殊的急切心情开始期待作品的发表。

　　身为从事版画专业的人，我有不少机会拜读诞生于那个烽火连天、国难深重年代的版画作品，每每为作品里无比充沛而强悍的激情而动容。这是只属于那个时代的激情，它铸就了那些作品最与众不同的精神品质，奠定了它们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最不容忽视和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也以最直观的方式向后学们昭示着：唯有发自作者内心的真切感情，才是使作品得以真正地动人心魄、真正地深入人心并被长久传诵的力量源泉所在。而眼前的五伯的作品，也当之无愧地跻身于这个光荣的行列，并被作为其中的代表荣列榜首。作为五伯的后辈和后学，我无法不为之深感荣耀和激动。

　　让我在作品前内心激荡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让我在极大的程度上，更新了对五伯其人的认识。作为后辈，五伯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一位和蔼慈祥、宽厚可亲的长者。我们兄弟和五伯接触最频繁的，是在“文革”期间。在我们面前，他永远是面带着温厚的微笑，说话的口吻也永远是不紧不慢的。所以在他的面前，你的心情永远不会感到紧张和窘迫，你会觉得自己一直是被他的眼神所关爱着的。他仿佛知道天下所有的事情，无论是关于自制半导体收音机，还是种菜养花。所以，他每次来杭州小住，都会给我们兄弟带来一些惊喜。也是通过他的介绍，我第一次知道乐清老家有一种传统工艺叫“细纹刻纸”，当他看出我们对这种工艺表现出那么一点小小的兴趣的时候，便趁着他又来杭州的机会，特意地从老家带来刻纸用的油泥盘和自己做的刻刀，当作礼物，送给了我们兄弟。当时还年少的我们缺乏恒心和毅力，虽然经他亲自示范和指点，也终因小试不成而以放弃告终。而他，却也没有任何责怪的意思。1972年初，我从插队的萧山农村调入杭州的工厂，当上了一名车工。不久，他又来杭州，闻说此事后，专门上街买来一套大号的搪瓷饭盆送给我，让我在工厂食堂打饭时用。还说，经农村劳动锻炼后的人饭量特大，非大盆恐不胜用。现在，当我面对杂志封面上的那幅作品时，我实在很难将其中的慷慨激昂的血性呐喊，和五伯那仁慈宽厚的长者微笑之间，画上相互联系的等号。因为，在这两者之间的反差，确实是太悬殊了。

　　但慢慢地，我又似乎读出了，充盈于这强烈反差之间的，应该是一种包容宏大而内涵丰富的“大爱”；或者说，这两种看似毫无关联的、反差极大的表情，其实只是这“大爱”的两个侧面。这“大爱”可以在家国故土遭受蹂躏时化为“怒目金刚”般的一腔热血，也可以在造化文物遭受践踏时化为怜香惜玉般的呵护；更在面对亲属后学时倾吐出无微不至、春风般和煦的绵绵关爱。它使人在蒙受屈辱时挺直腰杆，坚定地护卫心中的一方净土；也使人在担当责任时鞠躬尽瘁，呕心沥血而不计回报……这“大爱”源于人类自古至今对正直、善良和一切美好事物的执着追求，源于人类对理想生活图景永远的憧憬。它可以令人的精神追求始终投射于远方而超脱于尘世的物欲和庸庸碌碌之外，也会因为这种追求而使我们有如白驹过隙的短暂生涯有幸与“永恒”发生某种联系。因为这种联系，我们日常的生活和行为才开始变得充实和有意义；平凡的肉身中，才可能显现出“大写的人”的光辉。在我的心里，五伯的身影和音容笑貌，和我心目中的众多先贤一起，浮现在这样的熠熠光辉里。

　　愿这大爱的光辉长久地指引我们的前行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