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生。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版画系，结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二级美术师，陕西国画院特聘画家，江苏省国画院特聘画家，广东惠州学院艺术系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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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记忆里，秋天的陕北黄土高原是一年四季中最美、最爽的季节。灿烂的朝霞或金色的夕阳给神奇雄浑的古塬涂上一笔古铜色调，偶尔在一排排窑洞前或在一孔窑院里，晾晒着一件红衣裳，窑洞门口堆放着十个八个硕大的南瓜，碾盘上和院子的空地上晾晒着刚从山坡或沟底打回来的红枣，几头黄牛在斑斑驳驳的砍头柳下安详地躺卧着……此时，我这个画画人的心情就会激动起来。

　　用水墨表现黄土高原，古人未曾有过，今人也难以用“芥子园”中皴、擦、点、染的笔墨经验去找到适当对应的表现技法。上世纪60年代初自从长安画派前辈们开创描绘黄土高原的山水画以来，也曾出现了不少杰出的作品，如石鲁的《转战陕北》、《东方欲晓》等。到了80年代，罗平安、崔振宽等先生以新的视角、新的山水笔墨语言去诠释黄土地，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同样面对这块黄土地，如何找到适合自我的艺术语言，这是我一直思考并努力实践的课题。或许是土生土长于黄土高原的缘故，黄土文化以其博大的容量和深厚的内涵孕育了我的精神世界。面对这块神圣的土地，那一景一物，一人一屋，即是一条弯来弯去的小路，一棵老干新枝的砍头柳，也会令我情不自禁，内心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创作欲望。从写生写实到逐渐率性随机的大写意笔墨，山形地貌、窑洞树木、人物动物，一切物象在我眼里全都自然而然地组合构成了一幅幅完美的图画。大约在1999年深秋，有一次，我从陕北绥德返回延安时，早晨天刚麻麻亮，远远望去，当时画界流行的点子皴法仿佛就长在那山坡上，使我一下子明白了什么叫艺术从生活中来。也许在常人眼里，黄土高原是荒凉、贫瘠和落后的。不错，作为自然生存，它的确是艰难的，但作为艺术描绘的自然，却是处处充满生机，充满人情味。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根基恰恰植根于广阔无垠的黄土地上。“笔墨当随时代”应是与时俱进的人及人的精神去创造体现时代特征的笔墨语言!

　　十多年的自觉深入生活使我的精神境界得到了升华，当我再回望黄土高原时，似乎真有点理解了“看山还是山”的美学境界。这时候，我笔下的黄土高原似乎也有了变化，笔墨不再是简单的水墨或放大的笔触，而是有了适合自己心性的独特意味。正如美术理论家程征先生所言：“雍生的水墨山水题材不是他游历的它乡之山，而依旧是故乡的黄土沟壑；只是笔下的黄土高原，追忆多于直写，梦境多于实景，乡情乡愁永存于心而流露于沉沉墨色之表，黑山白云，若真、若幻、若思、若吟。作品的意境因恋乡之梦而升华，内涵因怀乡之情而更加深沉。同时，面对‘造化’与‘心境’、‘写景’与‘造景’、‘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他也有意无意地以自己的独特方式与实景若即若离，叙述转换为表现，心像超越了物象。他在秦川文化的浓厚氛围中追寻现代化风格，热衷于抽象水墨；而在现代艺术思潮活跃的环境里，却向着传统方向回归，他所追求的不再是纯粹的水墨抽象而是在水墨的传统意蕴中糅入更多的抽象表现因素，追寻着大写意的新国画风格。这一结果使他的水墨画既与他所崇仰的当代长安画派的画风密切关联，又突破了地域性束缚。”

　　我非常崇敬黄宾虹先生的笔墨，也深为赖少其先生“丙寅变法”后的现代感艺术而感动，我还热爱马蒂斯那优美、闲适、浪漫、意趣浓厚的艺术情调，我想他们的艺术在会心处是一样的——自然、朴素、浑厚和优雅。

　　写意画必须以笔墨说自己的心里话，而不是替别人说话，学别人说话的无病呻吟。除了娴熟的笔墨技法和人生经验，还与某时某刻作画的情感与心态有关。它是一个画家综合素质的高度“外化”过程，是心迹的流露，是脉搏的跳动，是生命力的呈现!是自然而然的，不可刻意和随便的。郑板桥所谓“难得糊涂”，实际上是明白之后的“糊涂”，倘若天生糊涂，也就不难得了。

　　我深知写意不易之难。“意”是什么?如何“大写”?那绝非简单的糊涂乱抹，也非一日之功。它需要一个画家全面的知识修养、生活感悟、高超的笔墨功夫等诸因素合成力量，终其一生，“废画三千”，可能才得之一二。因此，在前辈大家的杰作中，在丰富变化的现实生活中，我探寻，我感悟，我陶醉于那神秘而无穷的墨韵意趣中，我用这样的目光去审视我的黄土高原，“苍茫雄浑，大朴天成”，它既是高原的天籁之音，也是我的笔墨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