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过一篇蔑视权贵说的文言，但此文不是文言的白话翻译，而是它的另一角度阐述。

　　自从“艺术家是人类精神文明的工程师”变为“天才的艺术家与疯子只有一步之遥”之后，生活中的标准与艺术中的标准便形成了背离。本来，天才永远只是极少数，万万人中几百年才出一两个，所以，在大多数艺术家是工程师乃至工匠的环境中，有一两个天才艺术家与疯子只有一步之遥，不仅不是为害，反而可以更丰富艺术创造的生命活力。但从事艺术的，又有谁不把自己看作是天才呢？又有谁甘心情愿地当莫高窟画工、晋唐写经手那样的工程师乃至工匠呢？所以，几乎所有的艺术家都把自己的发展定位在与疯子只有一步之遥的方向上折腾。于是，在生活中，标准只有一个，真理可以愈辩愈明，造成杨浦大桥是优秀工程，造成綦江大桥是豆腐渣工程；在艺术中，标准却有多元，真理往往愈辩愈糊涂，造成杨浦大桥可以是优秀工程，也可以是按图施工的保守、落后，造成綦江大桥可以是豆腐渣工程，也可以是大跨度的创新、颠覆。甚至当传统被斥为保守之时，反传统者要以反传统自居而攻讦传统，当传统受到拥戴之时，反传统者又要以“反传统正是最大的弘扬传统”自居而褒赞传统。所以在现实中，最高级别的艺术较量，往往落实到政治权力和经济实力上的较量。这就难怪钱钟书引西哲语说：“艺术与政治、形而上学被并列为世界上三大可以骗人的玩意，不仅骗人，艺术家也用来骗自己。”

　　当一个人以自我价值为中心，自鸣清高，自视甚高，自我的期望值很大，认为什么什么是我应该得到的，结果一再受挫折，没有得到，他就会产生对“应该”得到却没有得到的东西的仇视心理。这种仇视心理，如果是针对美丽的女性，形诸于生活的行动，便是法制栏目中常常可以看到的对美丽女性的虐杀犯罪，但如果形诸于艺术的行动，很可能创造出优秀的言情作品。如果针对的是权贵，形诸于生活的行动，便是对上级的顶撞甚至犯罪，而形诸于艺术的行动，却往往产生出伟大的艺术作品。为功为过，虽然判若天壤，但其仇视、蔑视的心理则一。当然，大多数有此心理者，既不犯罪，也没有艺术的创造，只是痛苦地折磨自己。今天的医学已经证明，这种心理是一种病态的心理，称作心理障碍、心理疾病，即使在有着伟大创造的艺术家，也是如此。我们可以高度赞扬、评价他们的艺术，却不能因艺誉人，高度赞扬、评价乃至仿效他们的人格、心理。反之，我们应该严厉批评、抵制他们的人格、心理，却不能因人废艺，否定他们伟大的艺术创造。

　　一部中外的艺术史都可以证明，从李白到徐渭，所有的愤世嫉俗、蔑视权贵者，都是这样的心理病患者。作为历史的人物，我们可以而且应该赞扬他们的艺术，进而虽然不应该却可以赞扬他们的行为。但作为现实的生活，不仅身居权贵者决不容忍下属的折腾、蔑视，就是芸芸中的众生，也多是以此作为乡里子弟之戒的。诗格卑时福泽生，这是蔑世的良言。通常来论，人死为大，除非是千夫所指的罪大恶极者如秦桧、严嵩，所有后人为死者所写的碑文、传记，都是十全十美的完人。可是，徐渭死后，而且是他的朋友陶望龄为他作诗，都是褒贬并下，更不用说他的生前，兄长、儿子、朋友，个个同他闹翻。就是对他器重有加的胡宗宪，从内心来讲，真的会容忍他的恃才傲物、目中无人、肆无忌惮吗？真所谓“众人皆欲杀，我独怜君才”，尽管我们应该宽容、包容他，但愤世嫉俗、蔑视权贵，绝对不是为人处世的正宗大道，上下尊卑长幼有序地相互尊重、和谐共处，才是不是天才的我们大多数人应取的行为准则。

　　至于把屈原、杜甫、陆游也看作是愤世嫉俗的蔑视权贵者，应属书画界中某些人的独到见解，正如为了证明写意画是中国画的唯一传统，宋人的作品也可被称作是“写意画”一样。社会上、文史界对他们的一致评价是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诗人，即使与权贵发生对峙，也称作“不畏权贵”而不是“蔑视权贵”。这就像公安民警为了制止犯罪分子的作恶将其击毙是杀人，极端分子无故地杀人也是杀人，两者决不可同日而语。在前者，是为了保卫社会的安定，在后者则是基于病态的心理，即使他无故所杀的是一个应杀的坏人，也是破坏社会的安定。在屈原们，决不是自以为了不得，我应该得到什么什么而社会却没有给予我、满足我而仇视世俗、蔑视权贵。他们是以天下社会民生为重，眼见国家危亡、民生涂炭而抨击社会的腐败发为怨愤之言。即使不畏权贵，也是因为某一位权贵仗势欺人而不畏之，而决不是平白无故地对所有权贵抱有一种蔑视的自大实自卑心态。换言之，不畏权贵是一种偶发的应对行为，而蔑视权贵则是一种病态的心理，年轻人决不可以历史上某些典范人物不畏权贵的行为来滋养、纵容自己愤世嫉俗、蔑视权贵的病态心理。所以，正如同一致病的心理，可以为犯罪之事，也可以为艺术创造之事，事则大相径庭，心理则一。同样，似乎相似的“愤世嫉俗”的同一事件，也可以缘自健康和致病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心理。

　　文可学孟子史记，不可学庄骚；诗可学杜甫、陆游，不可学太白。这是千百年来社会公认的常识，在书画界则被视作“反知识”。书画可学右军、鲁公、道玄、李成而不可学青藤，这是我由社会的常识引诸于书画的一个私识，在书画界当然更被视作“反知识”。这正如反腐扫黄，有两个典范，柳下惠坐怀不乱，鲁男子以礼设防，在社会的常识，是鲁男子可学，柳下惠不可学，在书画界同样被视作“反知识”。这归根到底在于，优秀的文化艺术有正奇之分，正如吃饭之与吃药。人之一日而不可须臾离的是以食为天，而不是吃药。所以，年轻人起步入门时的学习，应以孟史、杜陆、右军、道玄为本，而不可以庄骚、太白、青藤为本，不独端正文艺上的基础和方向，更端正心理道德上的基础和方向。基础打好了，方向端正了，当然可以学庄骚、太白、青藤，但只能作为补充的辅助，而不能作为改弦易辙的主食。这是对所有的少年人说的，对成年的大多数人讲的，而不是对极少数奇异之人讲的。如潘天寿先生所说：“以奇取胜，须其人有奇异之怀抱，奇异之禀赋，奇异之学养，奇异之环境，然后能以奇异发其奇异，世岂易得哉！”举天下人而从奇异打基础，以奇异为主食，只能如傅抱石先生所讲的沦于“荒谬绝伦”。再说得具体一点，而且撇开德行专论艺术的成就，学孟史，100个人中，1人可以得到100分，30人可以得到90分，40人可以得到80分，20人可以达到及格，只有几人不及格。而学庄骚，1人可以得到100分，其他90余人都不及格。学鲁男子与学柳下惠之分别，也正在于此。

　　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的建设，根本在于每一个人尤其是每一个书画家个人心理和谐的建设，满怀自谦和自尊而不是自大实自卑，满怀感恩而不是仇视、蔑视和愤嫉。一言以蔽之，愤世嫉俗、蔑视权贵，是一种心理的疾病，我们可以宽容它，但不能纵容它，纵容它的结果，即使可能造就像徐渭那样的艺术创造，但这样的可能性绝对是非常非常之小的，而最大的可能一定是苦了自己、家庭又妨碍了社会的和谐。在艺术上，你不妨把“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的“无法而法”、“我用我法”自诩为“至法”和创新，在生活中，是绝对不允许目无法纪、目无尊长的“无法而法”、“我用我法”的。这一被书画界某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视作道学的说教，至今仍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之道，应该完善它，但绝不可颠覆它。

　　“诗格卑时福泽生”，不仅仅只是“无才就是德”的意思，更是教人要温润敦厚，不要尖刻薄倖。因为，伟大的艺术创造，固然可以出诸于愤世嫉俗，同样可以出诸于对社会的感恩。愤世嫉俗、蔑视权贵而与疯子只有一步之遥的心理病患者中，固然出现了一两位徐渭般的畸士，但大多数只是家庭不安定、社会不和谐的制造者。而伟大的艺术家，更多的恰恰是心理健康者，如二王、欧褚虞薛颜柳、黄徐、董巨、李范，一般的艺术家如欧阳通、徐浩、张择端乃至莫高窑的画工更是如此，即使艺术上毫无创造，至少不致于破坏家庭的安定、社会的和谐。今天的家长，如果有两位子女，一位老是折腾叛逆，出走寻死，可能今后很有出息，一位老实本分，孝顺听话，可能今后没有出息，家长的语重心长一定是：“宁可孩子今后没有出息，只要平平安安成长能过日子就好。”当然，如果因为绵羊也有发怒的时候，而把二王们也视作愤世嫉俗者，就如同把林椿的《果熟来禽图》也作为写意画的典范，用公安民警击毙罪犯来为犯罪分子的胡乱杀人、尤其是杀了一个坏人来作辩解，这个道理就没有办法讲下去了。

　　所以，我与书画家们永远不去争论观点，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任何观点，包括两个正相反对的观点都可以是真理。我只澄清事实、理顺逻辑。事实和逻辑是人人看得懂的，所以有朋友说我的文字如刀，章祖安先生则撰文认为“犀利而委宛，有君子之风”。但如刀的文字只对感恩知耻的人才有用，有一位治中国美术史论的前辈与我讨论某个问题，我的两篇文字之后，他便表示从今不写中国美术史的论文了。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事情，其实大可不要如此，但老一辈知耻近乎勇的精神，使我深感钦佩并深深自责。然而，再犀利如刀的文字，对于不知感恩无耻如我辈中人，实在是刀枪不入的。这篇“蔑视权贵”的文字，便因我几篇关于做诗的小文而发，某一位以工诗著名的书画家，经常在美术类的报刊上发表一些所谓的旧体诗，看了自然很不高兴，撰文反驳，认为只有愤世嫉俗、蔑视权贵才出得了优秀的艺术，只有工诗才是优秀的书画家。我想，既然口硬如此，心应该虚一点，把自己做的诗再整理整理清楚。果不其然，几天之后，2月21日的报纸（本报编辑注：作者系指《美术报》796期）上又一下子推出了十八首旧作，“重读之，不忍捐弃”，应该作过推敲、自认为万无一失了吧？“堪友侪抵掌一粲焉”了，既是自我炫耀，同时也是作为对我的更有力反驳。回想老一辈的书画家，常在作品上自题“聊博某某一粲”，那是自谦，意为“作品太差，只能让您见笑了”。至于“作品太精妙了，足以让你们读着读着情不自禁地击掌赞叹、发出会心的微笑”，那是旁人的奉承，自序自题中作如此自我评价并强加于读者的，自古至今，除到刘海老之外再无第二人。当然，在海老是艺高人胆大，在此公则是无知者无畏了。粗粗一过，只有三四首合格，十几首还是不合格，亏他怎么“粲”得出来？一首一首地分析，太占篇幅，也太无聊。姑且列一首：“又写苍山万木秋，谁识御苑化边头。骠姚骑射林中虎，野老息吹涧上猴。未敢奇攻谨孔明，频繁梦过旷陆游。悠然一笔落霞染，漫对邱空散默幽。”诗意既不知所云，诗格第二句为“平平仄仄仄平平”，但“识”字为仄声，与上句“写”字失对，又与下句“姚”字失粘。第五句“仄仄平平平仄仄”，而“明”字为平声，押平声韵者，第五句的末字决没有用平声字的。第六句“平平仄仄仄平平”，“陆”字为仄声。读了这样的诗，一定要说“足以让人情不自禁地抵掌一粲”，那也不是欢笑而是苦笑。但书画家又要说了，苦笑才是真笑，无法才是至法，并足证其人为至人。蔑视权贵的人，一定蔑视学科的规范法则，所以，文怀沙也成了国学大师。这样的“默幽”，“堪友侪拍案哀哉”！所以，揭露恶意的或善意的打着“弘扬传统”旗帜的反传统实质，已经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