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如其人，文如其人。

　　王羲之之字，骨鲠激切，不屑细致，若高士逸行，风度萧然；颜真卿之字，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韩愈之文，手持文柄，仰视寰海，不平则鸣，冲飙浊浪；苏轼之文，旁敲侧击，针砭时弊，雄辩滔滔，恣肆纵横。

　　然而，也有人不如其字，人不如其文者。

　　褚遂良的书法“古雅绝俗，瘦硬有余”，其《雁塔圣教序》，最有自家之法。此碑将虞欧法融为一体，皆波势自然。气韵直追王逸少，用笔结字，圆润瘦劲之处却是褚法。唐人李嗣真的《唐人书评》评其字曰：“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然高宗永徽元年，褚遂良却以抑价强买其部下、中书译语人的土地被劾，出为同州刺史。三年，召还，任史部尚书后，其不思悔改，马上又将弹劾他的官员外贬。

　　宋之蔡京、秦桧，明之严嵩，爵位尊崇，书法高品，但因大节已亏，立身一败，书也因人而废，湮没不传。秦之李斯，宋之赵孟頫，明之张端图、王铎也是因人品颓丧、疵瑕滞躯而为世所诟的。

　　董其昌书法举止安和，字体神秀，为开书法一代宗师者也。然而因其贪婪残酷本性、横行乡里之为，书法也随之嗤之以鼻，睨而视之。明万历三十四年，董其昌从湖广提学副使任上辞官回松江赋闲。居乡期间，抢男霸女，欺压良善，其子董祖常看中生员陆某的使女绿英后，便纠合二百余人夜闯陆宅，打散家人，抢走绿英，且将其家资掠夺一空。生员范昶愤懑不过，据此作《黑白传》。董其昌后又逼死范昶，将范家婆媳二人剥衣羞辱。此事激起了公愤，生员们一把火焚坍了董宅，并将各处董书匾牌尽毁。

　　明崇祯十年，徐霞客凭借着地方官赠予的马牌，驱使夫役整日赶路，众夫役逃逸，徐便牵捆其前行。一次到某村，村中男子闻风循山村，徐便引仆人挨户搜查，捕得二妇人，命其搬运行李。驿站老叟父子赶来后，满是怨气的徐霞客用鞭子迎接了他们。饭后又令老叟与妇人为其铺床，并迫其寻索抬轿扛锱之役。徐霞客的文章模山范水，情景交融，漱涤万物，摇曳多姿，深得自然之灵气，造化之神妙，谁能想到，清新的文笔后还有着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举止。

　　清末叶德辉乃读书种子，且在学问上甚是了得，先后花费廿四年校刊编定十五部前人所撰的书籍目录著作，合称《观古堂书目丛刻》，其中《宋绍兴秘书省续编四库阙书目》为考证校刊的一部重要的宋代官修书目，所著及校刻书凡数十百种。其弟子杨树达评其版本目录学说“淹通目录，识别版藏。凡雕刻源流，传本真膺，莫不骈列在胸，指数如画”。谢国桢誉之“精于目录之学，能于正经正史之外，独具别裁，旁取史料，开后人治学之门径”。其目录学著作《书林清话》、《书林馀话》至今仍是这一行的权威，此二种采撷广博，凡涉镂板、印刷、装帧、传录、收藏、题跋、校雠等史案掌故，皆有考证，故为版本目录学者所重视。但叶生活上却有着诸多劣行恶迹，出入公门，鱼肉乡里，尝逼令娼妓群相裸逐，大有殷纣遗风。论其人实无可取。1927年，他曾奸污过的乡间某少女，后参加革命且任干部，将叶氏所为报告省党部，遂由组织出面，处死叶氏，为女讨回了公道。章太炎闻讯叶被羁，急电求情：“湖南不可杀叶某，杀之则读书种子绝矣。”然为时晚矣，叶已以“土豪劣绅”罪名就木，据云死时身中六弹。刘师培乃清末经学大家，其服袭先业，又秉绝人之资，泛览百家，兼综条贯，著作凡论群经及小学者廿二，论学术及文辞者十三，群书校释者廿四。然其先是投靠端方，出卖友人，后又参与筹安会，支持袁世凯登基。刘追随端方入蜀，端遇害，刘闻风逃沪，仇党欲杀之。此次又是章太炎挺身而出，为这位势同水火的论敌鸣冤：“今之文化凌迟宿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才如刘师培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这回有人买太炎先生的面子，刘因得免。

　　若以儒家“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的道义标准衡量之，董其昌、徐霞客、叶德辉乃小德出入也。明末还有位远比徐氏闻名的文人阮大铖，便是位逾闲的不肖之辈了。十七中举、三十进士、被誉之为“江南第一才子”的阮大铖，一生著作等身，传世剧作《燕子笺》《春灯谜》《牟尼会》《双金榜》四种，簇簇能新，不落窠臼，匠心独远，蹊径另辟，以致大江南北，脍炙人口，梨园子弟，争相扮演。他还蓄养戏班，延请名伶，自己也常常粉墨登场，参与其间。阮家班对于弋阳腔、青阳腔、昆腔的发展与传播，乃至对京剧、黄梅戏的形成，都起过重要作用。然而在大节方面，他先是从东林党倒戈，投靠阉党魏中贤，复又排挤迫害东林及复社清流，后从南明兵部尚书的位子上降清，且充当前导，攻破金华时，城中无人，清军断炊，阮则自掏腰包广搜鲜肥，遍宴诸帅，席之丰盛令清帅惊讶不已。夜驻帐，又亲自执鼓板唱昆曲以侑酒。后人以阉党余孽、南明权奸、清朝贰臣概括其一生的同时，其文名也被湮没了。

　　龚橙乃龚自珍之子，幼好学，天姿绝人，而父之藏书无所不窥，为学浩博无涯。既长，随父入都，兼识满洲、蒙古、唐古特文字。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军队侵入京师焚圆明园，龚橙为引导，并单骑先入，自取金玉重器以归。

　　苏轼言：“君子小人必见于书。”实不尽然，现代心理学家便将这种学与人、文与人的相悖，称之为人格的多重性。爱屋及乌，抑或殃及鱼池，背景的了解有助于领悟作品的主旨，知根知底却往往使其宗源更为模糊不清，字如其人、文如其人的命题没有错，只是不全面。“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不妨在此另类引用，大英雄不敢言，真名士者，董其昌、徐霞客、阮大铖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