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书画家与旧体诗的话题，我在年前发于《美术报》上的《画家诗思落谁家》、《抄诗不如读诗》两小文中已有述说。本不想再写什么，近读徐建融先生的几篇谈做诗的文章，一方面，为徐先生的敬畏传统及对当下文化现象的直言钦佩；另一方面，对徐先生文中的一些论评，颇不敢苟同。不妨再说几句多余的话，既与徐先生商榷，亦是一种文化讨论，或许于当下缺失的文化批评不无意义。

　　明眼读徐先生关于做诗的文字，并没有多少灼知创见，不过是把一些常识性的问题放大罢了。诸如对传统应存敬畏之心，作诗要讲格律，诗的功能是怡情养性，鼓励年轻人做诗等，这些在讲台上给青少年讲的道理，于当下文化语境中，以徐先生的学识才情，本可平中求奇，大大发表一番。遗憾的是，在放大的徐论中，我们读到的多是就诗论诗，不厌其烦的平仄校正；读到的是一些与诗之雅相悖的不雅之言；读到的是缺少说服力的政治术语及社会习见的引喻。

　　徐先生说：“我与书画家们永远不会争论观点。”“我只澄清事实，理顺逻辑。”问题是徐先生文中说到的多是他的观点，“理顺逻辑”却多逻辑不顺。

　　随举几例：1、先是以《做诗不如抄诗》一文出之，后却连篇累牍，大谈特谈做诗，究竟是做诗不如抄诗，还是抄诗不如做诗？让人一头雾水。2、“但如果因此认为，诗做到唐人已经到了绝顶，后人再也无法超越，所以再也不要做诗，而应该代之以新的体裁，我们只要读读古人的诗、抄抄古人的诗便可以了。”“如果认为做诗不如抄诗，抄诗不如读诗，所以第三代不应该做诗固然不妥；如果认为古人所做的诗也并非全部合乎格律，所以我们今天做诗同样可以不合格律——合乎格律是瞎猫碰上死老鼠，不合格律是常态——就更不妥了。”这三个“如果认为”，皆徐先生误读拙文而杜撰。我的意思说得很明白：诗至唐以后，渐走下坡路，但并不影响诗脉的传承，读诗先于抄诗，抄诗先于作诗乃常识，“再也不要做诗”之说不知从何而来？我一直认为，在传统衰退的今天，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旧体诗，有那么一些似曾相识的新雁接续，自是大好事。倒是徐先生一边以精神导师自居，鼓励年轻人作诗；一边却对青年人的诗横加挑剔。人皆经年轻，年轻气盛，时遇不如意，心存郁积，可以兴，可以怨。发而为诗，亦未尝不可，此纯属个人行径，总比不发，甚而做出奇奇怪怪的不堪之事强，何至危言耸听，影响到家庭幸福，社会安定？至于“第三代不应该做诗”与“做诗可以不合格律”的推论，皆因徐先生大前提的错误——未看清楚拙文而妄加推断，其结论自然令人绝倒。3、“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徐先生爱说的一句话。不知道徐先生在这里是如何界定知者、言者的。我的妄断，如果知者指识诗、作诗者，言者指论诗者，那么，知诗者有能言而不想言的，亦有不能为文言说的。言诗者亦未必不知诗。论诗与作诗可分离亦可统于一身。不知道徐先生认为自己是作言者还是知者？从洋洋洒洒的多篇谈诗文字不难见出，徐先生无疑既是言者亦是知者。言者的文章我们拜读了，知者的诗呢？很希望徐先生把近作拿出来亮亮相，让大家有机会欣赏一番。4、徐文一边倡导中庸和谐，“教人要温润敦厚，不要尖刻薄幸”；一边却时发霸悍、偏激之论，且文中多见与诗之雅人雅事相悖的不雅词语，如“无知者无畏”、“文人无行”、“天伤斯文”、“无耻”、“腐败”、“小人”等。对同道中人的回应文章，其驳文陷入意气之争，不乏挖苦嘲讽之言。这样的“如刀文字”，似与章祖安先生称评的“君子之风”存有距离，恰与徐先生自己的倡导相矛盾。逻辑的方法固然有它的可取之处，如果对问题本身没有具体而切实的了解，无论你逻辑如何精通，一不小心，便入偏激与演绎，谬误自不待言。

　　关于旧体诗的格律，徐先生是锱珠必较，颇有钻牛角尖的意味。他还认为旧体诗的不讲格律，是指旧体中的古体而言，岂不知古体诗因吟唱也不是完全不讲格律，只不过没有近体诗那样的严格程式罢了。唐以后的近体诗当然讲格律，亦非字字较真（且不去说拗救、平水韵与普通话用韵、南北语音差异尚存格律争议）。若字字较真，古来诸多大诗人的格律诗，皆可找出不合仄处。懂诗的人都知道，由于受个人功力才情的局限。律意俱佳固然是好诗，当律意相悖时，宁稍舍律取意而不要舍意就律。“晚节渐于诗律细”（杜甫），“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曹雪芹），“盛唐诸家，出奇变化，往往不缚于律，故其时之诗，多失粘者。虽失粘而不害为好诗。后人竭力避之则拘，有心效之亦过矣。”（范况《中国诗学通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亦即工律与就意——基本要求与评价标准的不一致性。前人评诗，无论严沧浪的兴趣说，王渔洋的神韵说，抑或袁子才的性情说、王国维的境界说，未见有以格律作为评价标准。格律在古人那里根本不是问题，而于今天竟成了评价标准。若以格律评诗，那么齐白石、余任天的诗，甚至聂绀弩的现代讽喻诗（启功、钟敬文、李慎之皆有极高评价），皆将大打折扣。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作近体诗不要格律，而是说在传统土壤欠耕、文心失落、诗人比读者多的今天，对有志于此道者，不必苛求，应予包容、鼓励。业余作诗，比不得严谨如古人及文史领域的诗人专家，要讲格律，但不必字字较真平仄，偶有失粘、拗句亦无伤大雅（当然不包括那些胡拼乱凑的、连油也打不出的、只知有五字七字的大白话垃圾诗），这不是降格以求，乃是此时代此人文环境中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若锱珠必较，令学作诗者特别是年轻人望而生畏，敬而远之，诗道之门将更加冷清。此正如书法中的爱好者，戏曲中的票友不能企求一律一样，果以专业书法家、演员的要求苛质之，还有多少人会去学写字、学唱戏？那么书法、戏曲离消亡也就不远了。任何一种文化样式的实践者，都不可能十个指头一般齐，这才是正常的文化生态。允许爱好者先登堂后入室，亦允许登不了堂而自惭形秽者的昙花一现。诗本小道，无关国计民生，当今之际，想借几首半生不熟的诗炫耀，博取功名利禄，甚至腐败，似乎可能性不大，也成不了气候，毕竟懂诗识诗者远多于打油者。何不放眼风物，拓开心胸，诗巷尽处，绿遍池塘草。过分偏隅、沉迷旧式庭院，不免有难合于时的新式遗老之嫌，这就大可不必了。

　　关于传统。徐建融先生一再说，“传统在今天的衰落，并不是反传统的吴冠中们造成的，而是我们这一代对传统一知半解的弘扬传统所造就的。”这话乍一听，颇为新鲜，徐先生也正是带着这样的观念，字字较平仄，视炫耀诗者为无耻，说年轻人带愤世嫉俗的诗为文人无行，予“蔑视权贵者”以蔑视，并发出“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慨叹。且不去说吴冠中先生是否一定反传统，历史上打着弘扬传统旗号的一知半解者代不乏人，而传统的河流并未因之堵塞、停息。一时代传统的兴衰，其原因要复杂得多，非打着弘扬传统旗号的一知半解者所能左右。我的浅见，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失落，是否可从纵横两条线索上找理由。纵向看，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象，自元以后，特别是清一代已经呈现，近现代以降的几次大的冲击，委实动摇了传统的基石。“五四”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激进，造成民族文化的伤筋动骨；“文革”十年，破四旧，打砸抢，文脉几乎断流；改革开放，观念纷繁，固有的人文精神因遭遇商业、快餐、网络等大众文化的激烈碰撞，显得面目不清。横向看，一方面文化信仰的缺失，西方文化的冲击，文化心态的浮躁导致一代人文化价值取向的偏离。还有多少人承担着对传统的文化自觉？在重科技轻人文，人为物役的今天，我们还剩下多少产生于农耕文化土壤，为传统诗所需要的优雅、闲适、纯粹、宁静、激情、想像？剩下多少诗人应涵泳的诗心、诗情、诗意？另一方面，这要命的应试教育，造成一代青少年为中考、高考、择业疲于奔忙，又有多少时间和耐心去从事传统文化经典的纯粹阅读？浅平快的娱乐文化，实用功利的商业文化填充着他们的心灵空间。诗何用？诗人何用？传统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帮助找到工作。这便是传统在今天遇到的尴尬境地。按理，上述传统衰落的原因徐先生应该很清楚，缘何避实就虚，弄出一番惊世骇俗之论来，令人费解。

　　关于创新。“创新，一是君子的创新，是在规划基础范围内的创新，属于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另一种是小人的创新，是不懂规划或者颠覆规则，打破规范的创新，另立一个新的规则，便成为一种新的行当，而以颠覆规则为本行当的规则，便沦于腐败、破坏。”徐先生如是说。何为创新？创新是对现实的超越。他的基本精神是胆识——敢冒风险，不计功利，承担失败；怀疑和批判——不是什么都好，于不疑中存疑；富于想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大抵文化创新有继创与原创两类，不管是哪一类的创新，他的成果应建立在前瞻性（时代性）、民族性（个性）及生活力的前提下，符合真善美的要求，否则，一不留神，便陷入瞎创、莽创，无新可言。因此，创新不存在君子小人之说，也难与多指政治经济领域之腐败相联结。文化创新本身就是君子之事——具道德良知，有胆有识，不计成败得失的担当者（孔子、沈括、李自珍、鲁迅、齐白石皆如是）。同而不和的小人因其德性和人格的猥琐，实难当此任。无论是原创还是继创，从纵向看，自离不开传统这个大背景；从横向看，恰恰应该打破规范的束缚，方为创新，从唐诗到宋词，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从格律诗到自由诗无不如此。在观念、形式、体制的规范之内，以传承为前提，只是旧有规则下的改造、巩固、提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本质创新。正如现代人作的旧体诗，其格律与古人同出一辙，此规范内的形式传承，非创新也。传统诗在当代的出路，正如中医、戏曲、武术及民间艺术一样，坚守与承续，固然值得尊敬，流变与出新，才是其不竭的生命力所在。《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一部文化史即是一部创新史，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样式（如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倘若诗歌在当代还能振兴，且开辟出大面积的生存沃土，那么，可代表此一时代的典型诗歌样式，大抵不会是旧体诗，而是替之以经继创、原创甚至另起炉灶后的新诗样式。

　　旧体诗的问题，就诗论诗，不太容易说得清楚。若以诗为文化样式，置于传统与时代的文化坐标点上观照，便会明晰得多。我非诗人，亦非诗论家，只是一传统诗的欣赏者、爱好者，谈诗有点不胜酒力。诗予我，乃教研、书画余事，用心不多，偶有小吟，聊作遣情适意而已。时也发表几首，既无徐先生指的“炫耀”之心，也不至于“合律是瞎猫碰到死老鼠”。原为表达对传统诗的尊重、喜欢，也有抛砖引玉，与同道交流，兼得批评的意思。我作诗，讲格律，但不字字为平仄所拘，当意与律相悖时，因才情的浅疏，宁取意而稍让律。固少年所作，多发狂言，不细究于律，可读者甚少，近年吟哦，颇受司空图《诗品》、王国维《人间词话》启悟，想往诗格诗境、内美修能，于家国、世情、人生、自然皆有涉猎，约略有几首可作案头自怡悦，上不了壁台大雅之观。

　　即事争春意绪深，文心礼尚渡金针，从知古调激新谱，记取千年旧月痕。多余话后，有感浅吟一首，聊为煞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