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成不与艺成分，禹鼎汤盘述作存。

　　高出佉卢梵书上，要知天未丧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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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1928年冬黄宾虹为《国粹月刊》所题的诗，在这首诗中，充分流露出黄宾虹对民族艺术一以贯之的自信与挚爱。1928年是新文化浪潮中的重要一年。在这一年当中，胡适先生的《白话文学史》上卷出版并再版；钱玄同等改组国语统一筹备会，并扩充成立“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徐悲鸿则与田汉、欧阳予倩等在上海组织“南国社”，成立南国艺术学院，后徐又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一职；年仅28岁的林风眠受蔡元培之邀在杭州创办国立艺术院，出任校长……

　　而恰巧也是在这一年，黄宾虹于夏季首游桂、粤，讲学、写生，创作了一批师法造化的“真山水”，作品面目遂为之一变。这对于黄宾虹日后的艺术之路意义非同小可，视为化蛹成蝶之肇端，诚不为过！

　　毫无可疑，黄宾虹是二十世纪中国艺坛屈指可数的巨匠之一。他在画学、诗学、古文字学、书法篆刻、鉴赏学、艺术教育、编辑出版等诸多领域均有极高成就和杰出贡献。仅就其画学而论，在画史、画理、画法、画品、画鉴等方面研究之深之广，即足以令人叹为观止，而在山水画一门更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卓然大家，堪称独步。

　　近二十年来，随着海内外艺术界相关人士对黄宾虹的研究不断深入，黄氏的艺术成就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崇与褒扬。虽然也偶有截然相反之论调，但已无关弘衍。尤为有趣的是，大凡热爱黄氏艺术之人，往往以为唯有自己才真正懂得黄宾虹，其他好事家都不过是略得皮毛而已。由此，黄宾虹在被不断解读的同时也俨然成为一个二十世纪巨大的艺术之谜！我以为在这谜局之中，黄宾虹的民族艺术观便是索解其艺术世界之“所以然”的最重要之枢机。在黄氏林林总总的各类文字著述中，其民族艺术观贯穿始终，令观者不得不为之慨然与倾倒！

　　事实上，在黄宾虹漫长而又辛劳颠沛的一生中，他通晓经史子集，深谙国学精华，爱国忧民，倡导文艺，倾心于诗书画创作，同时也涉足其他民族艺术形式的研究，甚至对于门类繁复的民间工艺制作也津津乐道。他对民族艺术的珍视与弘扬，对中华文明的热爱和推崇，倾注了毕生的心血，贯穿其整个人生历程，形成独树一帜的民族艺术观，构筑成其艺术大厦的基石，具有非凡的穿透力。不仅在他生前为一些有识之士所激赏，即使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依然极具震撼力。或许恰恰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足够的距离之故，我们对其民族艺术观的轮廓与内容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他对民族艺术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对传统画学精华的反复追寻，成为我们今日不可或缺的文化和精神的双重财富。因此，正确审视黄宾虹的民族艺术观，重温往昔而得今日之新，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

　　纵观黄宾虹的一生，正处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史上）空前剧变的时期，内忧外患、相继交迫，国家民族、生死存亡，文艺思潮此起彼伏。黄宾虹的民族艺术观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萌发，并随着其不懈求索中日渐成熟、清晰。他在《自叙》、《九十杂述之一》、《自述稿》中简述了其人生历程：“幼年六七岁，随先君寓浙东，因避洪杨之乱至金华山”、“余年十三，应试返歙……家遭坎坷中落，肄业金陵、扬州”、“时庚子之祸方酝酿，郁郁归。退耕江南山乡水村间，垦荒近十年，成熟田数千亩”、“有以革党讼余省长，闻讯出门走申沪……居沪卅年”、“久旅申江，恹谈时事，遂看山读画，专心艺事，务求心得耳”、“近十年，来燕京……近伏居燕市将十年，谢绝酬应，惟于故纸堆中与蠹鱼争生活；书籍金石字画，竟日不释手”、“申沪米珠薪桂，不易支持……友招入北京艺术学校任教课，居年余，被陷困燕京。前五年应邀浙杭艺专之聘来西湖。”他的民族艺术观正是在这风雨飘摇的人生轨迹中留下深深的印痕，他说：“逊清之季，士夫谈新政，办报兴学……时议废弃中国文字，尝与力争之。由是而专意保存文艺之志愈笃。”（《自叙》）从幼年启蒙、少年应试、青年游学，到耕读乡里、呼应革命，黄宾虹在历经风波、屡遭挫折之中，完成了其深厚的国学修养，诗、书、画、印，无一不涉；弹琴论剑，文武兼通。而在1907年，时年44岁的黄宾虹出走沪上，从此开始了长达48年的旅居生活，直至终老西湖。黄宾虹相继在《国粹学报》等刊物上公开发表文章达千篇之多。这些文章，或论图画之本原，或叙玺印之源流，或探求上古篆法，或论两汉石刻，从笔墨纸砚到瓷石铜玉，从殿板书籍到御用文房，从书画鉴藏到形制装裱，从封泥陶器到秦汉印统，从画家佚事到艺坛奇闻……可以说大凡关乎民族艺术的各个方面，黄氏无所不窥，耕耘不止，既展现了他渊博迷人的国学造诣，又印刻了其远见卓识的学人意量。

　　与此同时，黄宾虹先后加入“国学保存会”，成立“南社”，创办“贞社”，组织“中国金石书画艺观学会”、“烂漫社”、“中国学会”、“中国画会”等，从而践行了其“保存国粹、发明艺术、启人爱国之心”（“贞社”宗旨）的宏大抱负。

　　在种种坎坷与磨难面前，黄宾虹抱其救时济变之才，志在弘扬中华文明，反复倡导画学精华和民族精神。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格局发生巨变，西方物质文明备受海内外学人的普遍置疑。身处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等对立冲突之中的黄宾虹丝毫没有动摇其本土文化精神为核心的立场。相反，他对发扬民族艺术日益坚定和自信，这在当时的艺术界并不多见。他认为：“今者西学东渐，中华文艺，因亦远输欧亚，为其邦人所研几，唐宋古画，益见宝贵。茫茫世宙，艺术变通，当有非邦域所可限者。”（《新画法序》）“第今日之谈美术者，醉心欧化，尤当保重国华。”（《附增美术周刊预告》）。“中国之人，学者易习西法之画，而难于研求吾国之画，其事已殊矣。况欧美人爱吾中国之画，古画耳；而我所学西法之画，犹是展转相摹之画也。其事不更殊耶？我习西法，学校林立，实始基于青年。彼爱吾画，遐迩购求，必钟情者古物。画既今昔之不同，人亦讲习之各异，以此为殊，谁不谓然？”（《籀庐画谈拾遗·道成艺成 画有异同》）正是在这样一种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黄宾虹的民族艺术观与其艰难历程一起成长、开花、结果。

　　如果说时代赋予了黄宾虹民族艺术观形成的外在契机，那么他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则是其中的内在动力，尤其是对老庄之道情有独钟，使他能够“风雨不动安如山”，走在山川浑厚、草木华滋的民族艺术大道之上，诸如“道法自然”、“自然之道”等字眼在其卷帙浩瀚的著作中随处可见。他在《山水画与道德经》一文开篇写道：“昔人论作画曰读万卷书，蒙见以为画者读书宜莫先于《老子》。盖《道德经》为首，有合于画旨，《老子》为治世之书，而画亦非徒隐逸之事也。”随后他又写道：“古之画者始晋魏，六代之衰而有顾、陆、张、展，五季之乱而有荆、关、董、巨，元季有黄、吴、倪、王，明末有僧渐江、释石奚谷、石涛之伦，皆生当危乱，托志丹青，卒能以其艺术拯危救亡，致后世于郅隆之治，其用心足与《老子》同其旨趣，岂敢诬哉！”在《精神重于物质说》中他认为：“老子见周之衰，诗书之教不行，乃西出函谷关，著《道德经》五千余言，辞洁而理深，务为归真返朴之旨。其言曰：圣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艺之至者，多合乎自然，此所谓道。”他甚至把庄周梦蝶转论于艺术之道：蝶之为蛹，三眠三起。并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雄心努力在自己的艺术之路上。在他的诗歌创作中，纪游诗几近二分之一！他在晚年写道：“余曾游粤、桂、浙、闽、燕赵、齐鲁、楚、蜀诸山。老犹读书识字，作画为卧游。”（《九十杂述之二》）对于“道”的执著追索，是黄宾虹民族艺术观的重要成因，它不仅是传统艺术精华的时代化身，而且也是化陈腐为新生的必由之路。所以，黄宾虹对于“变则通，通则久”深信不疑。

　　黄宾虹在抱道自高，坚持雅操的同时，并不一味排斥外来事物。相反，他与许多西方人士交往颇深，这在他给傅雷、黄居素、朱砚英等人的信函中可见一斑：“近二十年，欧人盛称东方文化，如法人马古烈谈选学，伯希和言考古，意之沙龙，瑞典喜龙仁，德国女士孔德，芝加哥教授德里斯珂诸人，大半会面或通函，皆能读古书，研究国画理论，有明于元代士大夫之画高出唐宋，而以明季隐逸簪缨之画不减元人，务从笔法推寻，而不徒斤斤于皮相。此我邦艺术之士犹有未逮者，而操教育权以居高位，恬不为怪”。（与傅雷）“日前有美国人德里斯珂君，系芝加哥大学教授中国画，转致鄙人一函，询谈画法至恳切，北平亦有类此人。”（与黄居素）当时许多艺坛才俊陷入或全盘西化或折中调和或因循守旧的种种矛盾之中，黄宾虹似乎游离其外，不仅与时代的弄潮儿迥然有别，即使与传统派的佼佼者也有相当大的距离。在他那里，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在艺术精神指归上的统一性从未受到过怀疑，以我为主的立场从未动摇。他与西方友人的交往大都限于纯粹的学术范畴，既没有特定的意图，也没有相应的谋略，对他的民族艺术观而言只是延伸了参照系，显得更加清澈罢了。

　　促使黄宾虹民族艺术观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他持之以恒，追索不已的禀性。而忧国忧民、愤世嫉俗的拳拳之心使其成为更加深沉和凝重的艺术思想。在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奋笔疾书中处处流露出巨大的爱国热忱和士夫气节。且不论在充满政治意味的时评短文中，即使在纯学术著作中，也无不充分表达。他在《鉴古名画论略》中写道：“而真迹瑰宝，当黍离麦秀之时，飘摇风雨之下，苟非亟图储置，郑重保护，国粹沦亡，可深虑焉。”“书契之出，适当斯世，天欲古文之学，使与《说文》、《古韵》匹，抑可知也。负兹艰巨，舍吾辈其谁哉！”（《虹庐笔乘·甲骨文字》）在《致治以文说》中写道：“今则东方文化，骎骎西渐，而中国学者不深猛省，怵他人之我先，将自封其故步，非确加诚实之研究，无以保固有之荣光。凡我同志，盍兴乎来！”而在他给友人的信函中更是反复阐述，辩识不止：“鄙论皆原本古人而发明之，知与大雅论画多有合处，尚希先生发大愿力大慈悲，为近时学者兴起鼓舞而遵于正轨，俾士夫明达者共解斯意而光大之，诚盛事也。宇内共称东方文化，语言文字，各种学术，皆以文明开化之久，万古不磨。”（与傅雷）“画学最近十年，欧洲人士研究甚深，全从古人理论推寻，极推东方文化。虽战事中，而购求之者犹多，而东方反为退步。”（与黄树兹） “近来我国画家虽多，研究实理，远逊他邦，以自满自足，轻心掉之，因乏进步。”（与顾飞）“道咸之间，碑碣书法金石学盛，以开来学，今言民族文化，舍此无他求矣。”（与郑轶甫）

　　以上几个方面是黄宾虹民族艺术观的主要成因。虽然在物质领域任何人都无法摆脱自身所处的时代与环境，但是在精神领域，却并不尽然。应该看到当年的黄宾虹基本上处在学术界主流之外，即使在文艺界，他也长期处于边缘地位，这或许使他能够以一种超然的姿态脱身于无休止的纠缠与纷争，而以一种更为持久的热情致力于“修道”与“传道”。他说：“况观欧美诸国言美术者盛称东方，而于中国古画，恣意搜求，尤所珍爱，往往著之论说，供人常览。学风所扇，递为推移。由是而醉心欧化者侈谈国学，曩昔之所肆口诋诽者，今复委曲而附和之。余谓攻击者非也，而调和者亦非也；诋诽者非也，而附和者亦非也。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党同伐异，恒人之情也。学者资性纯粹，如未染之素丝，白之受采，尤为易易。”（《中国画学谈》）黄宾虹正是在重重迷障之中，看到了些许亮光，一如他“衰年变法”之后的作品，道成艺成，道由艺通，他的民族艺术观也因此而熠熠生辉。

　　在黄宾虹的民族艺术观中，首要的价值取向或者说是其中的核心理念，就是精神胜物质。正是在这一点上，黄宾虹向我们展示了迷人的文明景象。他从道家思想出发，追寻中国乃至人类的终极幸福和理想境地。他认为：“欧风美雨，西化东渐，习佉卢蟹行之书者，几谓中国文字可以尽废……自欧战而后，人类感受痛苦，因悟物质文明悉由人造，非如精神文明多得天趣，从事搜罗，不遗余力。无如机械发达，不能遽遏，货物充斥，供过于求，人民因之乏困不能自存者，不可亿万计。何则前古一艺之成，集合千百人之聪明材力为之，力犹虞不足。方今机器造作，一日之间，生产千百万而有余，况乎工商竞争，流为投机事业，赢输眴息，尤足引起人欲之奢望，影响不和平之气象，故有心世道者，咸欲扶偏救弊，孳孳于东方文化，而思所以补益之。国有豸乎，意良美也。”（《论中国艺术之将来》）他在《精神重于物质说》中更是指出：“且谓物质文明之极，其弊至于人欲横流，可酿残杀诸祸，惟精神之文明，得以调剂而消弭之……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之用，相辅而行，并驰不悖，岂不善哉！岂不善哉！”他还说：“今日各国均知注重艺术与文化。我国文化自有特长，开门迎客，主客均乐，以此可以免去战争，不必残杀了。所以说，艺术是最高的养生法，不但足以养中华民族，且能养成全人类的福祉寿考也。”（《养生之道》演讲记录稿）他在《国画之民学》讲词中作如此论断：“近代中国在科学上虽然落后，但我们向来不主张以物胜人。物质文明将来总有破产的一天，而中华民族所赖以生存，历久不灭的，正是精神文明。艺术便是精神文明的结晶，现时世界所染的病症，也正是精神文明衰落的原因。要拯救世界，必须从此着手。”黄宾虹博大的胸襟和深邃的目光使其民族艺术观滋养在更为广泛持久的精神与理想的土壤之中。

　　黄宾虹民族艺术观的另一个重要的理论体系，则是他对东学西渐的远见卓识和艺术救国的反复倡导。当西学东渐成为时代主流，有志青年纷纷远渡重洋，寻找救国救民之术，当激进复兴主义、折中调和主义、庸俗进化论等纷纷登台亮相时，黄宾虹却高唱东学西渐，艺术救国。他在《论上古三代图画之本原》中写道：“莽莽神皐，自喜马拉雅山以东，太平洋海以西，绵亘数万里，积阅四千年，声明文物之盛，火昆 耀寰宇，古今史册流传，美且备矣。”他又写道：“吾思之，今之欧美，非世界所称物质文明之极盛者耶？……乃今彼都人士，咸斤斤于东方学术，而于画事，尤深叹美，几欲唾弃其所旧习，而思为之更变，以求合于中国画家之学说，非必见异思迁，喜新厌故也。”（《宾虹画语》）在《画谈》的文末写道：“方今欧美文化，倾向东方，阐扬幽隐，余愿有心世教者，三致意焉。”而在《书籍碑帖 东学西渐》一文中简述了西方学人搜求东方学术的片段，对民族艺术和文化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黄宾虹以一种近乎苦行僧般的特立独行诠释了自强方能不息的民族精神，他试图在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寻求新的力量来改变江河日下的现实境况。对传统艺术精华的心领神会和沉潜往复更使其有足够的自信力和他信力，无论是“东学西渐”还是“艺术救国”在黄宾虹那里与其说是一种时代特性更不如说是他自身的理想与信念。他说“东方文化，历史悠远，改革维新，屡进屡退，剥肤存液，以有千古不磨之精神昭垂宇宙。欧美人近三十年来，搜购中国古画，并考理论之书，骎骎日进，已将抉幽探隐，上窥宋元之堂奥，思有以改造欧画之精神。”（与黄居素）在与郑履端、鲍君白、傅雷等人的信中更是大加阐发，屡屡诉说。黄宾虹民族艺术观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他始终坚持以中学为体，更在于他坚信东学西渐的同时又不排斥西学为用的思维格局。恰恰是因为导入了“西学”这一当时不得不面对的参照系而且只止于参照的范畴时，传统艺术的精华之处凸现无疑。这不仅是许多主张西化的人士所难以想象的，即使在传统派阵营里，也显得迂回曲折，知音寥寥，但在黄宾虹的精神领域里却正是圆通无碍的光明大道。他在文中写道：“欧美之人，其画非不形神俱肖……若夫望道既遥，又并其固有之艺而既失之矣，是不得不借径于人而跻其堂。此或吾人用西法画之说也。”（《籀庐画谈拾遗》）他在《中国画之特异》中写道：“方今欧化东渐，画法称点，有曰起点，画重光线。中国之画，于图画之学，尤得裨益，可以力行，非徒增广见闻已也。”在回答范氏关于国画人物问时则说：“中国早就有画模特儿的。学国画可不必去学西画，但好的地方是可以采取的。”

　　面对“西国日求其精，中国日失其传”的局面，黄宾虹以一种自我拯救的方式，温故知新，深入传统，汇聚潜能，最终孵化出“五笔”、“七墨”、“太极图秘诀”等等脍炙人口的画学名词，尤其是“内美”与“中西画不分”之论，令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