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法国新浪潮电影中“左岸派”的“作家电影”可以说是“文人”电影的经典。这帮人的电影也如同中国的文人画一样牛，倪云林的“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辩为竹，真没奈览者何。”犹如是他们的宣言。“遥想公谨当年”，“作家电影”一出手，你哪怕看了一头雾水（在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都是如此），还没缓过神来就一定先大声喝彩，以示自己的“文人”。

　　但是，时过境迁，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看看今年戛纳电影节的评论：“戛纳以往为维持‘作家电影’的神话，一直藉本土‘作家电影’起表率作用，挡了诸多大众和多众电影的路。也许近年政府资金缩水，戛纳日益倚重入选片背后的资金提供者，也许不能无视法国影坛已经摆脱‘作家电影’受制、通俗电影盛行的现实，两三年来法国本土入选片有一个大转变，尤以今年明显。以擅长拍警匪悬疑片、作品定位在大众电影的奥迪亚，是近年法国通俗电影的代表。连新浪潮老将阿仑·雷乃也早已撂枪换炮，专门为老小资们拍些白发才子佳人的故事，这部获评委特殊奖的《野草》是其近十年作品的延续。这时候请老将雷乃回来，也是意味深长。当剩下的世界还在为探索不探索争抢一张入场券，法国入选片已经不宣而做地奔向他方。”

　　阿伦·雷乃是“新浪潮”的主将，是“左岸派·作家电影”的代表人物。他与杜拉斯合作的《广岛之恋》(1959年)，与罗伯·格里耶合作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1961年)都是彪炳世界电影史的煌煌巨作。世界电影评论界认定阿伦·雷乃是一个“不断令人有所期待的大师”。而今年，我们“期待”到的却是一部“专门为老小资们拍的白发才子佳人的故事”。“新浪潮”早已退潮了，弄潮儿也只能是“后退”了。

　　“小资”这个词在我们这里已经流行有一段时间了。看着“新浪潮”，翻着“杜拉斯”，就是典型的“小布尔乔亚”，似乎还有点儿“（小）文人”的意思。其实，“布尔乔亚”就是法语bourgeois的音译。从词源上看，bourg指的是城市或者市镇。相应，bourgeois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市民”，这是相对于当时的“贵族”而言的。那么，小布尔乔亚就是“小市民”而已。这对于“小资”们来说，是有点儿沮丧的。但是，在一个市民社会中，市民就是大众，而大众就是“市场”之所在。

　　“雷乃在接受采访时坦言，自己希望能继续导演生涯，并开玩笑称，自己‘除了拍电影，没有其他的挣钱方式供自己付房租。’”我想，这恐怕并不完全是玩笑。雷乃又说， “如果我知道怎样摆放摄影镜头能够吸引观众，我立即会去做。但这完全不可预知。”“所以，我会问自己：‘我的电影是否能引起观众的共鸣，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让观众不提前退场？’这是我目前唯一关注的问题。” 对于自己的衣食父母，你能不像对上帝一样吗？要想“让观众不提前退场”，那就必须自己提前“后退”。

　　想想吴昌硕这样的文人画大师，也是在十里洋场在色彩与题材上向市民“后退”而成就的。而“网干酒罢，洗脚上床，休管它门外有斜阳”的齐白石，也坚守不了“八大山人”式的清高，以“红花墨叶”的有限“后退”而大师，以实现了祖母“画可以放在锅里煮来吃”的理想而自豪。

　　现代主义音乐好像应该是曲高和寡的“文人”音乐典型。但时至今日“退步”成了时尚与流行，“非战之罪也”。现代音乐简约主义的代表美国作曲家格拉斯就说，讨厌勋伯格之后的现代音乐，那只是作曲家写给作曲家的小圈子游戏，完全丧失了和听众沟通的能力。

　　有一次几个电影作曲家问格拉斯，给电影写音乐和写歌剧有什么不同。格拉斯认真地想了一会儿之后回答，没什么不同，如果说有不同的话，那就是，给电影写音乐你要是写得不够好还可以抱怨制片人或者导演。

　　不久之后，格拉斯果然给电影写起音乐来了。如果说，写《生命中为可承受之轻》还和文人相关——毕竟原著还是大作家米兰·昆德拉的。那么，当他写到《吸血鬼》的时候真是已经“后退”到了墙角，有点儿斯文扫地了。但是，如果你这样的说法被格拉斯听到的话，他一定会说，你以为莫扎特的歌剧有多“文人”吗，他那些色情加搞笑的东西。

　　最近中国文人们（大多还是扮文人们）的“文艺腔”都让《中国不高兴》了。而文人们或者自以为是文人的用以反击“不高兴们”的针对词是“行武腔”。“文艺腔”碰上“行武腔”是注定要倒霉的，这叫：“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

　　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五代的布袋和尚（据说是弥勒佛的化身）有《插秧诗》云：“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看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稻），后退原来是向前（钱）。”这里的两个括号，前一个是前人加注的，后一个是我加的。在佛看来“稻”就是“道”，从前有“稻粮谋”之说，现在又有说“种文化”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顺着上面的意思就是，得了钱，就是得了“道”。反过来说，得了“道”，也就是得了“稻”。

　　真是“退一步海阔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