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过来让我给他的一张画起个题目，说是要参加全国美展的。虽说是任务，但对他来说也相当重要，要不然也不会深夜跑来我这儿，拿着一张2米X 2 米的大画。

　　画是一张水墨山水，主体只是一座大山，黑黑的，连树也不画一棵，也没什么云。这相对本地江南才子们画的以树与云为主的东西来说，有点不一样，大概是特意拉开一点距离。画看上去还是大气的。有点范宽《溪山行旅图》的范儿。但这样一来，也就不“江南”了。不过，“江南”了又怎么样。现在都“全球”了。

　　我说：就叫“顶天立地”好了。他也不好意思说不好，但从他吱唔的称赞中我看出了他的不太满意。大概，这和他的预期差异有点大。他婉转地说，是不是有再诗意一点的。我想“顶天立地”不“诗意”吗。又一想，现在一般的情况下，“诗意”一点就是“小资”一点。这真是一件让那些真正的诗人大为沮丧的事，好在现在真正的诗人也不太有。后来，我只能又给了他几个。

　　第二天，我手机没开，又不在家里，他打了十几个电话找我。我以为，他越想我的题目越好，要再次向我表示感谢。哪知道，他是越想越不对，要我再给他想几个。我这个人是从来没有给人家选择的习惯，我给的就一个，这肯定是我以为最好的，当然，在大多数时候，也是我自己从无数种可能中选出来的。

　　于是我说，我只是一个看画的人，我看到的和你想表达的肯定是有差距的。我不可能和你想的一样。再说，题目真的这么重要吗。你以为《溪山行旅图》就是范宽想要的题目？《游春图》就是展子虔想要的？当然，后来还是又给了他几个。他比较琢磨了好一会，才定了一个，并且表示满意和感谢。我也不知道他是因为不好意思还是真的满意。等到平心静气时想想，“顶天立地”是我的风格，但不是他的感觉，对于他来说大概也嫌太强硬了一点，你更不能强硬地塞给人家。

　　于是在想，有题还是无题，这是个问题。

　　一张画，干吗一定要有个题目？这大概是为了当画不在场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文字和语言来指称它。因为如果画在场，我们完全可以指着它说，就是这一张。画的题目，就如人的名字。

　　中国人对于“名”的重视真是有点儿至高无上的。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正名”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但有时“无名”本身就是一个“名”，也是可以“言顺”的。看看古诗里，有相当多的经典名作的题目就叫“无题”。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过：“诗有题，则诗亡；词有题，则词亡。”想想也不太对，历代有那么多的有题的诗和有题的词，不但没亡，而且现在还好好的活在各种文本里，活在人的嘴里，更是活在人的心里，千百年了，还是活得相当的滋润。

　　再想想，可能王国维并不是这个意思。他大概想说，不要让题目限制了你的想象力和阐释力，不要让题目屏蔽了诗词中丰富的意义资源。就如苏东坡说，写诗的时候，“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一样的道理。董仲舒老早就在《春秋繁露》里说过，“《诗》无达诂”了。 

　　西方音乐家大概也是知道王国维的意思的。在浪漫主义之前，音乐都是“无题”的，这就是所谓的“无标题音乐”。至今，这种音乐仍然被看作是最纯粹——也是最高端的样式。艺术的“达诂”果然不好，但是，太不“达”恐怕也是个问题。你看，在19世纪中叶浪漫主义之后，西方音乐的主流就“标题”了。但到了现代主义里“无标题”又回来了，动不动就“标题”为“作品XX号”。其实，这才是“标题”的本意——区别于其他，就够了。而现代绘画，也很有学着这招的。所以，当我们在为城市新修的街道起名字大伤脑筋——又是征集又是海选又是专家论证又是领导定笃的时候，有人就说了，干吗这么费劲，吃饱了撑着。看看人家纽约，就叫“第X号大街”，想都不用想，找起来又方便。想到我所在的城市里的几座跨江大桥，之初只是按建成的先后叫一、二、三、四桥，后来有话语权的人认为这样太没文化，于是大动干戈，像是全民总动员似的来起名字，结果，当然是有名字了，不过至今人们还是叫它们“一、二、三、四”。

　　“达诂”不好，不“达”也不好，这真是个问题。用中国特色的话语说，就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

　　题目，其实就是一个观看与阐释的标准。艺术的标准——艺术的“题目”本来就是一个“问题”，时不时就有好事者或者没事者要出来谈论——研讨“标准”问题。本来，不谈好像并没有什么问题，一谈，倒真成了“问题”，这个“问题”好像就是“谈”出来的。所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最后结论是，“对于不可说的东西就应该保持沉默”。这让人想起好莱坞警匪片，警察抓住犯罪嫌疑人时说的第一句话：“你有权保持沉默，你说的每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其实，康德早就说过了，“如果艺术是有标准的，那么我们有什么好争论的；如果艺术是没有标准的，那么我们又有什么好争论的。”话是这么说，如果真的这样，那么，我们这些靠“争论”艺术吃饭的人怎么办呢？

　　在中国画里，有时候有题就是无题，比如题为“山水”，“仕女”，“梅花”……谁看了还不知道你画的是山水、仕女、梅花；有时候无题就是有题，比如题诗与跋语，尽管不能算是题，但是，题中应有之意已经说得明白无误了。

　　就如“尽信书不如无书”，尽信题也不如无题。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主任黄克武告诫胡适文本研究者们，对于胡适自己的解释要特别当心。他说：“胡适和徐志摩是很好的朋友，徐志摩会把他的日记拿给胡适看，然后胡适在上面做批注。徐志摩也很了解胡适，他说，凡是胡适文章中有按语的地方都要好好考究，因为这些按语往往都是导引你往错误方向理解的，所以胡适说‘知我者志摩’。”

　　按“诗无达诂”的说法，其实并不存在“错误方向理解”。

　　聪明如齐白石者是“玩”题之高手。不用说应老舍之“蛙鸣十里出山泉”之题而成就的经典之作。你看他，只用了“祖国万岁”这“四”个字，便让一棵普通的万年青荣升为“国家级重大题材”，这可真是“四”两拨千斤之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