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1日8时50分左右，称我为小友的季羡林老先生带着满腹经纶在北京驾鹤西去，享年98岁。

　　在悲痛拂之不去的时候，想起和季老交往的一些往事。认识季老是我进报社工作一年后的2000年12月25日，当时季老应邀参加本报和人民政协报在北京举办的中国传统文化研讨会，而我正好受报社派遣采访此次研讨会。其实在去采访之前我并不知道，在学校读书时就已经仰慕已久的季老会来参加这次的研讨会。等到了研讨会举办地的北京政协礼堂，发现位置上有季羡林老先生的桌签，才知道他老人家要来，心情无比激动。

　　在研讨会中季老十分关心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而我一边听着季老精采的讲话，一边举起手中的相机拍下季老那份特有的慈祥。当季老的讲话结束，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想请季老写几个字，但心里又十分矛盾和紧张（因为一是季老先生毕竟是国宝级学者，二是在季老先生旁边坐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可是心里又一想，如果错过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得到季老的勉励之语了。在犹豫之中，突然想到季老的助手兼秘书李玉洁老师，她也在现场，是否可以请她帮忙。我来到李玉洁老师处，说明十分崇敬季老，想请季老写几个字。李老师非常和气地和我说：小伙子没关系的，你自己和季老去说好了，老先生不会拒绝的。在得到这样的回答后，我底气很足地走到了季老身后，附在其耳边说明了来意，并递上事先准备好的一张纸条，上面写有：季老，我是浙江省政协联谊报社的记者，特别想请你写几个字，以作勉励之用，十分感谢。季老大概思索了几秒钟的样子，用我递给他的软笔在我的本子上写下了：记者应为民讲话，并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这句鼓励的话，后来还用在了本报2001年《民周刊》的创刊号上。

　　由于当天的研讨会，发言者很多，耗时较长，季老的助手兼秘书李玉洁老师怕季老身体吃不消，还叫我做了中间的传话者，问季老是否提前回家。后来季老提前回家时，我送他们到了门口，并要了季老家的电话和住址。

　　第二次和季老见面是在2001年的5月6日，因为放假，我特地去北京拜访季老。记得那天约好是在下午的三点，而我是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两点就来到了季老在北大朗润园的住所，看到门上写着：因季老身体原因，谢绝会客，请多谅解。而下面还有很多留言条，有“季老我是从西安来北京的某某，祝你健康长寿，不便打搅，特此留言”诸如此类的。因为约好是下午三点，所以不敢敲门，故自己一人在北大朗润园内散步。此时季老在我心里依然显得很神秘。

　　三点准时敲门，首先迎出来的是李玉洁老师，随后季老也从书房出来表示欢迎。一进季老家第一个感觉就是房子十分简朴，可以用没有装修来形容，当你环顾四周时，你会看到桌上是书，床头上是书，沙发上是书，窗台上也是书。这位慈祥的老人没有一点架子可言，带我进入他的书房并请我落座和用茶，我随即递上了那次研讨会的样报，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他说在那次研讨会上，对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当时有很多记者都在发言者前面毫无顾忌地串来串去，而你没有，即使是要到发言者前面来拍照，你也总是蹲着。在聊天中，季老还问了我一些生活和工作上的情况，当我说到老家是绍兴时，他说绍兴我去过的，那是上个世纪50年代，陪印度客人一起去的，当时是夏天，绍兴特别的热。还问到，绍兴现在夏天还是很热吗？我告诉季老：现在的绍兴，夏天可能比你去的时候还要热时，他可爱地连连摇头说：那还受得了啊。一说起绍兴，我也顺势把带去的上好女儿红和母亲自己做的笋干菜敬上时，季老显得尤为喜欢，并一定要我把他谢谢我母亲的话语带到。从那以后，我每年都会给季老寄点母亲自己做的笋干菜。让我感到十分遗憾的是，今年打算寄给季老的笋干菜早已经准备好了，但未来得及寄出。

　　那次我们大概聊了将近一个小时。在临走时，季老送了我那年的一本新书——《千禧文存》，在扉页上郑重地写下了：建（健）浩小友。当时真的令我受宠若惊，一个国学泰斗能够称一个无名小辈为小友，那对这个小辈来说是多大的厚爱和鼓励。经过这次的拜访，我每年春节都会打电话到季老家，一般都是请李玉洁老师转告对季老的问候，在网上看到一些季老的消息，也会去电话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