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这几年变得有名了，出他的书可以畅销。大概是因为他曾经是张爱玲丈夫的缘故，不然，哪怕他是个大汉奸，到现在也没几个人会知道他的。

　　如果这个说法被胡兰成知道，他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呢。开始我想，心高气傲的他一定会不高兴的，因为这就好像说他是一个吃软饭的——用现在的说法是“被”吃软饭了。——尽管心高气傲并不妨碍他做汉奸。但又想，他也可能是高兴的也说不定——看看他自己是如此地津津乐道着他曾经的两个名女人——张爱玲和原旧上海滩黑社会老大、汉奸吴四宝之妻佘爱珍。

　　时下有的现象你看着都不明白，一方面，仇日记恨情绪空前高涨——尤其是在民间；另一方面，汉奸如胡兰成（还有前一阵子他老婆的《色戒》）却大为畅销——也是在民间。莫非这就是后现代社会的多元价值观？中国人一方面，是极端地记仇，古有“心上心下仇人头”之伍子胥、“卧薪尝胆”之句践，近有“决不饶恕”之鲁迅为典型——这三人恰恰又都与浙江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空前的容易忘记——或者是有意忘记。这“忘记”，就成了胡兰成的正当理由。胡兰成说过：“中国人是特有一种与世相忘的，如辛亥起义，是与革命相忘，又如八年抗战，是与一种岁月相忘、乃至敌我相忘。”

　　于是，就如余光中这等人，也忘记了作为汉奸的胡兰成，只记住作为作家的胡兰成。于是，赞之曰：“文笔轻灵圆润，用字遣词别具韵味，形容词下得尤为脱俗。胡兰成于中国文字，锻炼极见功夫，句法开阖吞吐，转折回旋，都轻松自如游刃有余，一点不费力气，‘清嘉’而又‘婉媚’。”

　　“婉媚”一词，让人想到了赵孟頫——这个中国元代比胡兰成“大”的“汉奸”的书法。

　　而胡兰成却是看不起赵孟頫的书法的，说：“赵孟頫书，有姿态而无风韵，为下乘。”当然，这里的评价与赵孟頫的政治立场并没有多少关系，而是胡兰成在“自己”的书法美学系统中的评估结果。

　　胡兰成于书法，以“形态”、“风韵”、“气度”三者论之。他以为：“王羲之书风韵佳绝，而气度不及锺繇。” “气度不足，始流为风韵，以风韵辅佐气度者，帖书唯锺繇，碑楷唯爨龙颜。”“颜书有气度，但能博大而不能雍容。” “而汉魏摩崖诸刻，如石门颂、杨淮表记、石门铭、少室开母石溯、泰山金刚经，则无不纳风韵于气度，故能高视古今。”

　　平心而论，胡兰成的书学眼光是我们现在绝大多数所谓的书法理论家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比如，我们至今还在对于书法的抽象-具象、象形-不象形煞有介事地争个没完没了。看看胡兰成这个几乎没人知道的书法家和书法评论家老早就说过的：“万物殊形。书象形而不拘于何形，书与陶唯以方圆与位置的形体。数与理是抽象的，不是物象的，而书与陶则是物象的，造型的。音乐亦与书与陶一样是造型的，而不拘于何形。不是何形，而只是息之动而为形，这单是形就是个无尽，可以通于万物之形。这单是形乃是象与形为一之形。”一句“象形而不拘于何形”实在是叫“到位”。

　　胡兰成又说：“近人如沈曾植、康有为、吴昌硕，蔚为大家，沈书功力最深，但带有三分学究气，于天机时有窒碍。所谓学究气者，如顾炎武、包世臣，王国维诸人之书，虽精粗各殊，而皆不能全免拘谨与呆滞，沈书亦不能例外。康书以郑文公碑为底子，能直而不能曲，见其剑拔弩张，而不能博大雍容。吴书功力胜于康而敌于沈，但带有三分市侩气，即此不及沈、康。章炳麟、马一浮、李叔同，书名不及沈、康、吴，但书法不在其下，而书品皆在其上。”

　　看来，“学究”是做不了“市侩”的，因为他们“皆不能全免拘谨与呆滞”，现在看来还是如此。但我对这种“拘谨与呆滞”充满着敬意——特别是在时下。 

　　胡兰成论书崇“书品”，他没提到“人品”，但从他论章炳麟、马一浮、李叔同来看，也是有“人品”的权重在，至少“学品”的权重是明显的。不知这是不是有意的规避——他有难言之隐。

　　中国人论文重“知人论世”，这是崇尚“有背景观看”；而所谓的“现代”方法，则崇尚“无背景观看”。但当我们已经知道“背景”的时候，怎么办？你还能故意“无背景”吗。

　　是忘记汉奸记住文学与书法，还是记住汉奸忘记文学与书法，还是记住汉奸也记住文学与书法，还是忘记汉奸也忘记文学与书法。

　　现在有说法叫“德艺双馨”——这总是让人联想到“色艺双绝”。“德艺双馨”，确实很“理想”。但可惜的是，这种人并不多——尽管现在全国各地这样的人好像年年大丰收。当“德”不“馨”的时候——按照我对“双馨”的理解，“艺”一定是不得“馨”的，唯有“双”才能够“馨”，没有前者就只能是“臭”了——如赵孟頫胡兰成们只能是遗臭万年。但是，可不可以，“上帝归上帝，凯撒归凯撒”呢，看来也有点难。因为，你如果认“上帝”的话，那么“凯撒”也是归上帝领导的。看来，“忘记”还是“记住”又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