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先生的名字，是在1999年9月，我到中国美术学院书法专业读书，从课表上得知一个叫“蒋进”的人将是我们的班主任，指导我们四年的专业学习。然而，在我们入学的同时，他已被公派去了日本讲学，直到一学年将要结束之际，2000年6月的某一天，才突然听到系里说他回来了。有如所有孩子对于母亲回家的期待，经过这一年来积聚，在此刻变得尤为焦急。

　　然而我们的等待，一天一天地落空。等到真正见到他，已经是一个星期之后了，记不清具体的日子，也记不清是上午下午、课上课下，只见先生提着个小布包，略显局促和抱歉的神情，依然清晰。他走进教室几步，站在离门口不远的地方，简单地和我们打了个招呼，说本来应该早来教室看看我们，只是师母生病，脱不开身。言语间无所遮瞒，也并不装点，看得出他满心的歉意流露，平易而真诚。

　　这就是他给我们的第一次印象，个子不高，声音不大，温厚，朴素。

　　此后的三年，先生带我们的课程也并不多，只是有事没事，常来班上转转。对我们的作业，先生很少有严厉的批评。甚至对于大家在书写中很幼稚荒唐的想法，先生也多以鼓励为主，从不疾言厉色，作强硬的要求。这种“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的包容，曾经让我走过一点弯路，却也使得一些思考得以在日后成长，让我受益更多。

　　也许在多数人的印象中，他就是这样一个好好先生，言语和气，教学耐心，行事持重，待人宽厚。然而在先生的温和背后，却有着极不苟且、极坚定之处。这见于先生早期作品的气局强悍、一任雄肆，更见于先生对于现代书法和水墨的探索历程。回想当时，不知道有过多少师友善意的规劝，让他不要徒费年华。可直到先生最后的岁月，这些尝试始终没有动摇。

　　先生在长期的探索中亲历甘苦，自有他的思考：

　　文人水墨画本来就带有很大成分的抽象意味，没有彻底抽象化，是因中国传统哲学不喜欢太绝对化的东西，一切皆把握在中庸的“度”中。笔墨总是“与时俱进”，现代水墨不过是较以往“分寸”离远点儿罢了，但依然是有所依据的，“物物而不物于物”，正是高出西人一筹的地方。

　　身处世务烦乱、纷繁杂扰之中，先生却如处幽独，不为所动，始终保留一分包容和冷静。于古典备见温情，也将自身方向看得清晰明白。

　　先生在现代书法和水墨的探索之余，亦多作梅花，常以石头顺手装点，一股孤傲清矍之气，倒是多得同行认可。对于外人的倾心赞赏或痛心疾首，他始终坦然面对，清醒自持。世人厚此薄彼与厚彼薄此，亦未必于彼此真有所见，多半都只是人们习惯的喜好在作祟罢了。花开两朵，原是水出一源。这梅花石头在题材和面目上都显得更为“传统”，然兴之所至，纵横涂抹，非梅非石，亦梅亦石。梅与石常混容易纠结而几至不可辨，笔与墨之奇崛坚定则巍然不可夺，离方遁圆，穷形尽相，一种惊世骇俗之美，与他的现代探索，则是全无二致的。

　　徒有颜柳欧赵之“形”，花鸟鱼虫之“象”，未必真有“传统”，“传统”之精神原在象外。先生真“为画而至相忘画者”。我也是直到最近，在翻读先生梅花册的时候，想起先生曾经对我说过，颜真卿原是和王羲之说着同样的话，才渐有了一点新的理解。“传统”与“现代”，都不过是一层外衣，他们原可以说着同样的话。不同的时空之下，不同的经验与遭遇，同样的话，这大概就是先生的理想吧。他绝无意于伤害和消解传统本体，更不奢望自己的探索方向会成为主流。他反复从传统中汲取养分，却又不断地将全身力气用于前行中的披荆斩棘。先生所有的努力，正是追寻那同样的话所留下的一份真实印记！这印记纯然是先生自我生命与精神的表达，因势生发，一空依傍。真切！纯粹！活脱脱！沉甸甸！

　　2003年8月，毕业后我只身入川，此后回杭州与先生还见过两面，每次都侍坐半日，相谈甚欢。再后来他便又去日本讲学。记得2005年3月，我又去杭州，知道他已回国，便欲前往看望，电话里先生说等几天他身体好一点，再让我去他家。可我终究没有能等到他的电话。

　　人事代谢，原本平常。先生带病多年，这一天，我们的心里也是早有准备的。只是事情的到来，显得更为安静。我在先生最后的时刻，没能看到他的样子，没能听到他的声音，在我的印象里，他便还是那个初入我们教室的轮廓和神情。史铁生在《病隙碎笔》中说，树上的鸟儿没了，但它们在别处，系于无限与绝对的心魂也将一样的，在别处。所以有时候，我更愿意相信，先生也是在另一个遥远的地方，只是我们不能见、不能言，就如同我们入学的第一年，亦如我们毕业后的那一年。在这一前一后的两年里，他都在外讲学，也正是这一前一后的两年，先生在我们的生活中，从出现到离开，深沉、匆忙，却又平静而从容……

　　回想初见先生的模样，已近十年，最后听见先生的声音，正足五年。其间我们都有了一些变化，只有先生的温和与坚定，一如从前。谨以此文，作为对先生的怀念！

　　2010年3月于西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