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由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编撰、中国文史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大型书法集《艺术大师三人行》，收入了当代书坛较具代表性的人物刘佑局等。在《艺术大师三人行》即将出版之际，《羊城晚报》驻京记者陈晓鸿采访了刘佑局先生。

　　记：刘佑局先生，人们称赞您为岭南神笔，您作书笔走龙蛇，吟诗泉思如涌，您是怎么样评价自己的？

　　刘：我是一个苦孩子出身，没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我读书不多，我经历过十分艰难的岁月。我家住在深山老林，青山绿水、鸟语花香，我喜欢高耸云端的天子壁，我从小就在这座大山上爬行，顽强的大山铸就了我顽强的意志和性格。终于有一天我凭着这种顽强的意志走出了这座大山，但我依然带着这座大山的情怀。我爱好文学，也爱好书法，我用饱蘸生命激情的笔去抒写艺术和美好的人生。20世纪80年代初，我的诗歌就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上，“没有雷声的高谈阔论，也没有和风细雨的蜜语甜言，青春的火焰猛烈一击，把天地照得通红，啊，闪电！揭示了一条生命的哲理：宁可活一秒去照亮世界，也不愿在阴暗的角落苟活万年。”这首诗已被收入《当代千家诗选粹》，它诠释了我的生命观，我作书多写自己直接创作的诗，直抒胸意，无不痛哉快哉。

　　记：您作为《艺术大师三人行》的入编者，您是怎么为自己定位的？

　　刘：我不是什么家更谈不上什么艺术大师，我只是一个艺术世界的善行者，我用我的艺术视觉去观察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世界。中国文化，积淀厚黑学的深刻土壤，这种厚黑学困扰着这个民族的精神，更捆绑这个民族的思维。书法，是一个机械思维的艺术哲学，它线条很简单，人类把它重复了几千年，但要从这种机械的文化思维中走出来，五千年寥寥无几人。我的善行就是要全力地摒弃这种创作上的机械唯物主义，我认为，当代人不要去为“大师”两字作出定论。因为中国的文化很特别，当代人看当代人很难走出情感的困扰。中国的文化就是要做给后人看的，那是身后事，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伟大，要轻松地艺术、轻松地读书、轻松地吟诗、轻松地生活。当前这个社会，金钱、名利常困扰人，使人鼠目寸光，身居烦躁世界，何曾耐住寂寞去积淀文化。

　　记：有人说您是艺术家，更有人说您是责任者，您是怎么理解的？

　　刘：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是一个艺术家，但我是一个责任者。我关注社会现实，犀利的触角往往能穿透人的灵魂，我对社会的丑恶现象深恶痛绝。当前，文化界的形态表现出一个空前的丑陋现象。我发起了两次全国书法论坛，我们的批判力度很大，使许多人无法接受，也曾受到反弹力量的围攻，但我是一个责任者，我永远不改初衷。

　　记：有人说，您同吴冠中先生都对这个文化体制持批判态度，您是否认同这一说法？

　　刘：我同吴冠中先生有相同的地方，我们都有深深的艺术情怀和开阔的心理环境。吴冠中是老前辈，我虽然50多岁了，同他比我还是年轻人。他很“洋”，我很“土”，虽然这样，但我们关注的共同地就是艺术的生命，他说“笔墨等于零”，我说“书法无法”，这是一种境界，不是机械的东西。因此，我们与写实主义者思想大相径庭。吴冠中逝世了，天海茫茫，我觉得失去知音，非常痛苦，这个世界爱容易找知音难觅。宋庆龄的晚年，她觉得很寂寞，因为她没有知音，所以她常说我很想离开这个世界，这就是没有知音的痛苦和寂寞。孔子是通人哲学，老子是高人哲学。能为世人所传颂，更多的还是孔子。老子的晚年，他没有知音，因为他是一种超然主义，所以他无法在这个世界生活，他终于选取走出生命的涵谷关，一骑青牛归去兮。我虽然没有老子的境界，但是我对这个世界越来越觉得很茫然，终有一天我也许一样会走出这个生命的峡谷。

　　记：您在北京、广州、杭州、西安等地的展览影响很大，听说有很多藏家都要收购您的作品，但是您一张也没有卖，难道您不想在这个名利的世界获取更多的利益吗？

　　刘：名利和物质是人类生存低层次的需求，许多人就是在这个圈圈转，走不出名缰利锁、实用主义的藩篱。我也是一个生命肌体，也有对名利和物质的追求，但我能够解读名利和物质。我的“创维情·文化行”书法展举行了四届，在杭州展览时，有个收藏家愿出三百万元收藏我的展品，但我不为这三百万元所动，把这批作品带回来，几乎全部送给了朋友，许多人对这个都很费解。我在西安展览时，山东有个收藏家等了两天要购买我的作品，我没有卖，我对这个藏者说：“如果有缘，有一天我会把作品送给你。”我曾收藏许多名家的作品，如果按照今天的价格，这些作品至少值几百万元，但这些作品我都送给人了。我挥毫泼墨，脑子从来没有藏着“钢板”两字，我的作品一半换酒和铜板，一半送给朋友。要钱的反而难得到我的作品，不要钱的很容易得到我的作品，因为我是很性情地生活，不要把自己看成艺术家，更不要把自己看成大师，大师这顶帽子太沉重，有些媒体采访我说什么“艺术大师”，我真是觉得汗颜，也会给人留下许多微词。

　　记：听说您吟诗来得很快。上世纪90年代初，您在北京参加“京西笔会”信口拈来一首书写乡间情怀的诗，至今还让人朗朗上口。还有刻石在泰山和七星岩碑林的诗句也在传扬，这些可说是您的“名诗”，然而您的“名书”又有哪些呢？

　　刘：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京西笔会”有60多位书画家和诗人，堪称“现代兰亭笔会”。当时，有位老画家画了一幅《老村图》，我未打草稿当即题在画面上“老翁为何夜不眠，眺望窗外月无边，小狗不知村中事，隔门时叫两三声。”在场的艺术家们都说这是一首很有乡间气息的田园景色诗。我刻在泰山碑林的“东岱凌空吐九霄，银河翻落一天潮，纵然环宇成泽国，狂笑岂折太岳腰。”我觉得泰山之所以成为泰山，它是有“责任”的，它能挡九天风云，隔四海狂涛，巍然屹立就是它的“责任”使然。所以我很提倡一个艺术家要有良知和责任，有了责任他才能真正去担当这个社会，才能为这个社会作出表率作用。

　　至于我的书法，我认为还没有真正的代表作，人书难俱老，境界如深潭，在我的生命里程中只有追求，没有终点，代表作要留给后人去选择。

　　记：您的艺术起点在哪里？您的艺术终点又在哪里呢？

　　刘：艺术的起点是没有艺术的，因为它永远都是一种感觉，艺术就像一个天体。它看去很简约，但是又很复杂，它有无数个颗粒使你的肉眼永远无法穿透，你要亲临其境去感受中获得真谛，这个真谛也是有时间界限，明天可能又会产生出一个新的真谛，虚虚实实、渺渺茫茫，从一个境界走入一个新的境界，当这个境界老的时候，你又要去走出一种新的境界，这是一种大自然的交替，艺术的进程也是一种交替。书法，你不要把它看作是一种线条和结构，当你从这个线条、结构走出来的时候，线条就等于零，吴冠中的“笔墨等于零”也就是这种境界，境界是不可捉摸的，难以意会，更不可言传。诗歌和书法是两种旋律的交响，当你的书法走进诗的时候，你就会写出“天书”；当你的诗歌走进书法的时候，就会变成一种“地书”，所以有承天载地之说。当你把这两种境界融为一体的时候，一切世间的牵挂都会随着时间而消失，所以艺术同生命一样，它没有起点也不会有终点，如果说有终点，就是他的精神永远走出这个充满肉欲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