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群症的原意是指：人体因为某些有病的器官相互关联变化而同时出现的一系列症状，延展开来可以理解为由一方面的因素在同一个时间段内所引发的多方面的连锁反应。在美术界，能够引发这种大规模的连锁效应的，双年展算是一个。

　　第八届上海双年展近期刚刚开幕。作为国内双年展的代表之一，自2001年第一届上海双年展以来，内地双年展的发展就一直伴随着争议，所引发的话题似乎永远是艺术与体制两者间的相克相生。

　　客观而言，双年展能够通过争议引发社会话题，实际上也代表了双年展所具有的学术高度，相反，如果双年展沦落为“在文化的脂肪上瘙痒”，那才是真的可悲。

　　当下有一个流行的观点，称“中国是全世界建筑师的试验田”，意思大概是全世界的建筑师只有在中国才有可能尝试自我的想法。这一观点套用在当下内地的双年展上也颇为妥帖：各式各样的艺术家、策划人和美术官员等来自于各方面的力量，似乎也正在让中国成为世界上双年展最多的国家，诸如成都双年展、广州摄影双年展、北京国际书法双年展、深圳双年展、中国艺术三年展、广州三年展、澳门设计双年展、深圳国际水墨画双年展、上海国际城市雕塑双年展、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等十几个双年、三年形式的展览，无不是房地产商人和楼盘捆绑的宣传式展览、策展人拼凑出的“个人履历”、还有官员口中的文化战略。

　　印象中，广东三年展上黄永砯的《蝙蝠计划》、上海双年展陈箴的《日咒》（由老式马桶作为材料），都曾带给中国内地双年展以几分喧嚣。当然，诸如此类的还有很多，往往是这些具有争议的作品，在附加了广义上的社会意义后，给彼时的学界注入了很多新鲜活力。如果说，早几届的中国内地双年展还是以学术作为探讨社会学的切入点，作品更多是以学术就学术的命题而生的话，那么，近年来多家双年展已经将作品的“另类”作为宣传的噱头，而作品的学术意义已经成为了一个幌子，一张并不那么称职的“牌”。

　　就如同现如今的美术展览所面对的问题一样，中国的双年展所面临的同样是形式大于内容的窘况。窘况并不代表了双年展上作品的前卫还是传统，实际上这代表了国内的双年展正逐渐沦为时间概念的一次展示，而不再是借助于艺术对社会问题的一次展望。即使是有些作品确实代表了一定的学术价值和艺术观念，但当数以百计的作品放置在双年展的框架下时，很多时候艺术家的作品会成为策展人标榜姿态的工具，甚至于有些作品在主办方的解读下，与艺术家的初创观念产生悖离，面对这种情况，艺术家往往显得无奈，而展览组织方也乐于借助于媒体夸大这些作品的娱乐性进而延伸宣传功能。

　　如今国内的双年展像极一座座可以移动的游乐园，可以急就于一片沙漠上，但当甚嚣尘上的游戏结束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沙漠。你可以用“驳杂”来形容如今国内众多的双年展品牌，它们的共同点我认为并不在于借助于艺术的手段来探讨社会发展中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并尝试解决的可能性，相反却是浓烈的伪当代气息。

　　当我们观看一个大的双年展，进入到双年展的场域时，成千上万的作品琳琅满目，几乎任何有价值的思考都已经陷入到一个大的景观中。社会学家、批评家，乃至艺术家，随着双年展规模和数量的越来越扩大，正逐渐进入一种疲惫的懈怠状态和知识生产的瓶颈。似乎很多策展人也开始思考，是不是应该再回到小的和更灵活性的艺术空间和更加具体的一些题目，跟艺术家来讨论一些更具体的问题和继续一些思想的生产，这正是众多外围展涌现的原因。

　　由美术馆主办的双年展，在展览背后，其实还附加了自身的营销在其中。而展览质量的高低取决于双年展结束后最终统计的参观人数，正在慢慢变成官方评价双年展的硬性指标，所以，双年展对于策展人的压力，不仅是建立梳理展览主题，其实也肩负了很多程度上的推广功能。业界的共识，几乎都会认同每家双年展的头两届质量往往更高，越到后期，双年展被业内人士关注的反而越来越少。

　　或许，从不同的着眼点看待双年展，会得出截然相反的标准，从好的一面看待，双年展正在成为一种公共教育和公共娱乐的项目，就像世博会一样，观看的人数众多；从坏的一面去看，却发现双年展对真正的艺术创作而言，是一种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