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不我知不足忧，是真名士自风流。

　　此乃新安四家之绝妙写照也。

　　第一家，弘仁。曾自云：“愧不方袍竟学禅，苦于烟水有因缘，”一生未曾婚宦，唯与山水相亲。

　　公元1660年，农历八月秋，弘仁与友人王炜畅游黄山。夕阳西下，暮色苍茫之时，弘仁一行登临玉屏峰顶之文殊院。绝顶之上，清风披襟，放眼纵目，近则左揽天都，右顾莲花，远眺奇峰错列，众壑纵横，“万山拜于下，孤云卧此中”。而后，圆月中天，婵娟如水，万籁俱寂，山山可数。弘仁引笛就唇，笛音清越，忽高忽低，忽远忽近。高亢处如鹤唳九霄，金声玉振；低沉处则龙吟细细，若有若无；笛声悠扬，慷慨悲凉之际饱含故国情怀，黍离之悲；笛声婉转，云淡风清之时人与天合，佛性融融。其侄江允凝倚歌相和，发音嘹亮。是时也，明月为之徘徊，神猿为之长啸。此时此景，斯人斯境，数百年来，风流绝响矣，唯可令后人望风怀想！

　　第二家，汪之瑞，乃画史之中“谪仙人”也。此君一生无酒不成画，逢画必饮，酒兴引画兴，画兴带酒兴，一醉即挥毫，落笔则如天风海雨意兴勃发，而佳构迭出，一日竟可得数幅。一旦酒兴阑珊，则颓然长卧甚至几日不起。对待上门买画之人，看人下菜碟是必然的，“非其人，望望然去人，虽多金不屑也。”遥想大唐盛世之“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则二人是同样地不阿权贵，不媚世俗，同样地心如朗月，光风霁霁。此等名士风流，倜傥不群，功利的社会中几人能焉？

　　第三家，查士标，此乃当时画界一奇人也。

　　一奇者，养生有术。“标也年六十，须鬓无一斑”，画史称查士标年六十颜色鲜好如少年，八十余尚童颜。

　　二奇者，懒散至极。“厌客长谢病，有事亦高眠”。查士标自号“懒标”，一生不求仕进，“一室之外，山水而依已”，可谓与元人倪云林（号懒瓒）风神遥接，一生散淡，故又自号“散人”，以至书案之上友人求字索画的书信“插架盈箱”。

　　三奇者，大智若愚。查士标一生是难得糊涂，从不言人之过，平心和气，而享八十四岁高寿，“论者谓其生平无嫉言厉色，见后辈书画必奖誉之，故名高人不忌”。

　　四奇者，风雅至甚。查士标作画，必深夜，必酒酣，必众美环绕，必每一挥毫众美齐赞，方笔墨有神，灵性挥洒，妙作可期。若有一位美人稍一迟疑，即刻搁笔弃置不顾，故“传其书画，废于得半者亦多” 。

　　有此四奇，查士标可称得上一位红尘散仙也。

　　第四家，孙逸。人淡如菊，心素似简，虽一生蓬户茅轩而持怡然自得之心，曾于其《临唐六如鹤林玉露册》中自题其画，大谈山居之乐，“余家深山之中，当春夏之交，苍藓盈阶，落花满径，门无剥啄，松影参差，禽声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瀹苦茗啜之，随意谈《周易》、《国风》、《左氏传》、《离骚》、太史公书，及陶、杜、韩、苏文数篇。从容步山径，抚松竹与麋鹿共偃息于长林丰草间，坐弄流泉，漱齿濯足。既归，竹窗下则山妻作笋厥供麦饭，欣然一饱，弄笔窗间，随大小作数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迹画卷纵观之”。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唯有这样一份遗世独立的淡定与从容。这样一种悠闲雅致亦温馨美妙的诗意栖居，方能令其心在诱惑之外，在名利之外，在荣辱之外；方能令其性在静中，在定中，在慧中，荒荒坤轴，悠悠天枢，纵身大化，道归于一。而今人领略一二，即可大有“忽逢幽人，如见道心”之感矣。

　　弘仁（1616-1664），本姓江，名韬，字六奇，为僧后法名弘仁，字无智，号渐江，歙县人。汪之瑞（？-？），字无瑞，号乘槎，休宁人。查士标（1615-1698），字二瞻，号梅壑，休宁人。孙逸（？-约1658），字无逸，号疏林，休宁人。四家者，将其胸中之逸民之情、佛禅之奥、古人之法、山水之性、恬淡之心，一一注入腕下，而形之于疏简枯淡的笔墨和荒寒冷逸的画境，异军突起于明末清初之画坛，戛戛独造，荦荦高标，迥异时流。弘仁则冷逸险峭，萧疏简古；汪之瑞则苍郁生涩，真力弥满；查士标则丰神超迈，荒寒高洁；孙逸则闲雅轩畅，神旺意足。其中，以弘仁、汪之瑞多喜用枯笔焦墨，而查氏、孙氏两家则多枯笔淡墨。因歙县、休宁古属新安郡，故称“四家”为“新安四家”，又因休宁别称“海阳”，而弘仁与休宁关系十分密切，故又称之为“海阳四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