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关于工艺和现代被称作“设计”的大量实物与载记文献，我们可以感到中国以及中华文化圈影响范围内，历数千年的文明在其璀璨造物的背后，有着一条壮阔且水脉丰沛的制度和社会综合管理“潜流”，并曾落实为中华文明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支撑。没有制度化的、强调管理系统的造物逻辑和操持，便没有如此磅礴、气象万千的文明。换言之，可以认为，中华文化圈实际是一个“造物文化圈”，同时也是共享着独特造物逻辑及其制度、管理经验的“造物圈”。

　　面对这样一个多彩且庞杂的“世界”，过往的研究主要是侧重或工艺或设计的艺术化、美术化层面：对传统典籍文献的梳理、对考古出土器物的排比、对传统思想的归纳和升华，以及对中、西和亚洲周边各国间的交通、交流的考辨等等，其所突出的重点倾向于以近代西方美术史“风格”研究为核心的价值判断和理论尺度。然而在进一步探讨造物文明的目标之下，仅从品貌角度展开论述却也日益无法满足研究需求，更不能适应社会大众对于中华文明的造物动因持续热切的探知和察访。

　　也即，针对制度、管理等问题所包孕的有形和无形的交杂，既往的研究未能清晰地将之区分并详加讨论：造作的工艺程式、收储保固、消损淘汰等所代表的具体行为，和艺术化的创意思路、使用规范、惩戒禁断等所代表的抽象概念，都未得到清晰地提炼，成为可供当前学界、制造业和文化爱好者所能了然知悉的操作范式。而此“范式”，即可称为一种基于传统造物逻辑之下的工艺和设计的思想情态及其管理体系。

　　国外汉学界，针对中国古代制度的研究很早便已展开。不过，工艺和设计史在汉学中比之美术史更加边缘。美术史强调从制度方面切进者，目前主要汇集于以美国为中心的汉画和宗教美术相关领域。其内，制度特别是政治、礼仪制度成为“风格研究”的一种必要线索与补充。而在专门化的工艺、设计史方面，德国、荷兰汉学早期的关于织机、关于陶瓷的实证研究等，都是从具体的“物”之构成的层面进行探寻的开先河之作。不过，据我们理解，正是欧洲汉学对于宗教制度等更偏于人类学、民族志的研究态度，最后反倒促成了美国学者于抽象政治制度、宗教观念之上持续展开的探索。当然20世纪末叶至今，荷兰的汉学家已更多走向文学领域，德国的学者则开始重新关注造作的流程问题，其间包括个人化的对于“模件”制度的探讨，以及图宾根大学等机构对于“清代匠作则例”的挖掘。

　　可是，就“管理”而言，我们面对的现实既包括了具象的造作和抽象的制度，还包括两者最终统合为社会运行必然基础和规律的复杂的交融问题。西方约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基于现代机器生产高度发达后的“设计”各相关领域的“管理”问题。其所承续者并非具象的“造物”本身，而是基于造物充裕之后对创意、制造、营销诸多过程的可能的定量和定性规范思路，以及新的抽象的、质的、经济行为方面的提升，并在其后形成了一股就经济论设计的趋势——所谓设计管理成了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最终目的则是增加产能、推广销售。工艺、设计的“风格”问题，在流行的“设计管理”概念中也成为附庸。更有甚者几近抛弃了风格，转而追求所谓“感性”，并令之装点经济，而非探寻适宜几千年人类延传的、智慧且精巧的用度之奥妙。于是，美欧和日本的设计管理基本可以认为是嫁接在现代经济和管理体系的枝干之上，起因虽是为了拓宽现代设计的发展，但结果一如国内不少业者所盲目“推崇”的，仅是提振了设计的“综合”附加值，使之更好地服从消费经济的“宏图”。

　　如是，这几年在中国设计界也产生一种时而尖锐、时而舒缓的“思想斗争”，即在彻底抛弃传统积淀走西方产业一途的倾向，与重新回望“国故”希图借助旧有风格铺筑新路的观念之间的冲突。实际上，细想来，这仍是“五四”迄今颇具现代性，甚至还存留于“前现代”缠绑层面的矛盾的一个新表露。

　　借此必须强调，我们不反对建基于西方近现代经济学、管理学的“设计管理”和“设计经济”，但更应关注的是，那些曾被人们珍视的古代辉煌造物将如何更好地在日趋扁平化的世界经济趋势中续存并高蹈地向前迈步。故而，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还须重点着墨的，是基于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对于造物的逻辑及其管制、管理范式、模式的研究，以至最终提炼出相应的体系及思想，并成为关于中国传统精神的一种新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