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范郭之争

看艺术制度的欠缺

■张渝

　　药家鑫与郭庆祥本是不搭边的两个人，但是，他们两个都在最近输了官司，结果一个赔命，一个赔钱。赔命的药家鑫已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关于药案的讨论，无论法理意义上的，还是围观意义上的，都忽略了社会保险救济制度的欠缺这一本质问题。如果我们的保险制度真的能为投保人做出充分而又完整的保险，药家鑫或许就不会拔刀相向。与之类似的开车撞人后，不但不施救，反而反复碾压并致受害者当场死亡的事也不会一而再地发生。不是穷凶极恶的药家鑫们之所以干出了穷凶极恶的事，是因为如果不那样做，他们往往会因为各种纠纷陷入生不如死的境遇。当然，这样说，不意味着我支持药家鑫们的犯罪，我强调的只是制度的欠缺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同样，郭庆祥输掉官司也不是一些人以为的范曾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范曾不能倒，是因为艺术制度的欠缺造成的。由于制度欠缺，市场混乱、鱼目混珠以致许多人浑水摸鱼也就成了不争的事实。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期望法院有个明晰的裁判也的确有些难为人。郭庆祥与范曾的官司一审裁决后，网络上一片哗然。最抢眼的观点大致如下：第一，文艺批评可以休矣；第二；“流水线作业”打败了艺术批评；第三，因言获罪。表面上看，大家一致支持郭庆祥，郭庆祥本人也慷慨激昂地要求上诉，可谓群情激奋。然而，不无情绪化的激愤中，一些人往往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学术事实：郭庆祥的文章是否称得上艺术批评？即便称得上艺术批评，因郭庆祥的一篇批评被起诉，中国的文艺批评就到了“可以休矣”的境地？别开玩笑了。屈原投江，批评没有休矣；司马迁遭受宫刑，批评也没有休矣。批评的小命还没有脆弱到一有点风吹草动就要呜呼的地步。

　　基于此，“郭庆祥输了官司势必影响中国艺术批评走向”的论调倒是可以休矣。

　　曾有人说，围观改变中国。说实话，我并不赞成这种说法。如果围观真的能够改变中国，那么，鲁迅当年也就不会对看客的麻木痛心疾首。在我看来，鲁迅痛恨的“麻木”不外乎两种情形：第一，愤青，如上文提到的因一起官司就以为批评即将完蛋的“杞人”；第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两种情形表面上冰火两极，实质并无多大区别。因此，改变中国的是带有真知灼见的“观察”，而不是一哄而上必致某人于死地的“围观”。真正的“观”，需要的是“察”而不是“围”。围而不察，即便观到、看到，也是白扯。在这里，我相信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中。

　　本文没有涉及范曾。不是范曾不好评论，也不是范曾就没有问题，而是范曾的问题不像郭庆祥说的那样简单，这里面同样牵扯到艺术制度的问题。否则，法院也不会针对郭庆祥的批评搁下这样一句话：“郭庆祥曾收藏范曾的作品，二人是交易双方。交易行为中存在商业利益，故郭庆祥称自己的文章是纯粹的文艺评论的观点，法院不予采信。”如果郭、范之争能够超越利益之争而进入学理之辩，那么，“可以休矣”的是官司而非批评甚至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