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冕（中国美术学院）

　　“镶金边的抹布”，这是形容北方某著名海港城市的当地新俗谚。先前我总没机会走动，近几天趁着南方梅雨闷热而L君毕业得闲，我们便结伴在该地小游了数日。当然，我的固定节目还是少不了“天真”地四处查考古籍。鉴于该市图书馆已公布的善本版本情况一般，我“不识趣”地选择了市属博物馆。经由正式渠道联络、协商，博物馆方面以相关规定为“挡箭牌”，只施舍式地提供给我1部明代本子的查阅权限，且索价奇昂。

　　所谓“不识趣”，正在于我的行动挑战了国内博物馆等存藏机构和某些负责人“公器私用”的既得利益链与价值观。我们的某些文化部门，始终不愿通过正规途径，接待善意且乐于亲近古物的国内普通观摩者，倒是对洋人和上峰采取门户彻底洞开的媚外、媚上姿态。即便是进行所谓的亲民活动，他们也多爱采用诸如严重违规的收费、出具所谓专业介绍信等各色借口，来软性搪塞、要挟甚或干脆吓走充满好奇心的百姓。这类问题，我不想于此再多费笔墨。事实上，除了我曾两次在专栏中褒扬过的杭州市图书馆在理念上的跨越式进步外，社会人群里，还有不少关于此现状的批评，以及令人动容的报道可资参考。

　　不过，当怀揣“一己”之得失，站在偌大博物馆“人烟稀少”、展品奇缺的厅堂内，站在馆外寥落、空旷且“无用”的新开发区的一片大广场上，站在不远处孤单伫立的小小公交车站吝惜材料般搭造起的遮阳棚里时，我竟又不得不向L君发了一通“醋意”极浓的牢骚：“不少市民还住在30站地开外的老城区残破屋宇下的‘鸽子笼’内，而如此一幢依靠纳税人辛苦劳作换来的新‘宫殿’，竟有一批自称‘精英’，且早已预备好搬出条条框框来阻挡衣食父母于‘宝库’之外的‘高级人员’，真令人大感扫兴和遗憾”。

　　的确，据我所见，这恰是眼下部分所谓城市文化设施的规划与管理真相：尽管免费了，但却离着百姓忒远；尽管开放了，却藏着诸般限制。他们早已经可以盖起那么豪华的馆舍，为何就不能将馆藏精品在足够的保护条件下轮流展列出来；他们早已经可以承诺服务大众，为何又不能为登门前来的观者提供本来就属于公开的资料和优质的检视环境？他们到底在为谁服务，他们又到底在怕些什么？

　　我也曾在母校的图书馆碰壁，某尸位素餐的管理员斥责我执意查阅那些“看不了”的善本是不晓得“国情”。当然，如此的情形，在你与国内某些博物馆沟通时，可能更明显且夸张。借用我所接触到的那位躲在办公室“遥控”的馆长，及其手下的文保主任的话说，就是他们与别的地方大有不同。

　　那么，到底有何不同呢？我想，从目前国内博物馆界的现实看，恐怕最大的所谓差别，就是其内更多地充斥着一心养老、不愿服务的“大爷”。他们以经费少、福利低、不惹事为借口，将博物馆最重要的普世教育职能，恶意曲解为炫耀并选择或驱逐观众的利刃。他们放弃研究，隔绝学界，只顾低效保藏，自产自销式地与个别利益方捆绑着复制古物、炫耀神器。试问，这与旧时的皇家御园、权相禁苑又能有多少不同？

　　而之所以会在一个设计的专栏中谈论博物馆，本心正是着眼于我一直提到的那个“大设计”问题。如果说，书籍与图书馆是人类灵魂进步的阶梯，那么博物馆内收藏、陈列的，实际是人类演化、生存的过程、成果，自然、宇宙间各类精妙的“设计”及其思想光华。当然，现代博物馆已向传统、零乱的博物学知识体系的深层递变，其细分与综合也日趋复杂、多元，但给人类以新的前进动力的总的宗旨，却永未更易。文物固然是不可再生的，但一代代坚强地活下去的壮健人心和刷洗那些腌臜顽石的高贵精神，比之所谓库存和藏品，更加重要。

　　由此，我联想到一个新问题。很快，国内将从原先考古、收藏的框架内托生出一个“新的”专门化博物馆类型，即设计博物馆。尽管，我认为眼下的博物馆，完全可以承担起向公众介绍“设计”的任务。但特别地建立设计博物馆的核心动因，我看，更主要是尽全力让普通大众能有倾向性、有针对性地动手、实践，解疑释惑，而非一味地“只看勿碰”。

　　再多说两句，这类博物馆中员工的岗位，最高效的配置只需绝对专业化的研究、宣教者，以及基础的保管和技术人员若干名即可。另外，个人有保留地支持目前风行的“数字博物馆”。因为就我所理解的现代或未来业态，突出其所能满足的人与物的直接交流，继而令来访者得到必要而全面的薰习与教化，那才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