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永年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到了新时期要有新发展，对具体的文艺现象开展批评的时候，要有新的理论和原则。改革开放以来，西方进入的各种各样的文化思潮不可避免地冲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以在当前形势下，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原则和营造宽松环境相结合，保持我们的和谐社会、和谐文化，批评家要提高自己的素质和修养，使我们的文艺批评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正确的方向。

　　侯一民强调，如果我们的文化没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永远不可能在世界上占据应有的位置。我们艺术最鲜明的特点，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就是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作为最高宗旨，这不仅是前卫的，而且是具有鲜明的民主性和进步性的观念，为我们13亿人民服务，我们尽可能多学习西方优秀成果，但西方的价值观永远代替不了我们民族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张晓凌表示，批评家在西方是独立自主的学理系统，不受金钱、市场、人情的影响。而现今的中国批评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批评力量还没有完全形成，更谈不上独立的评判体系，标准缺失、目标不明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

　　曾留学欧美的丁宁指出，西方批评家也有明码开价给商业画廊画册写图录的现象，但区别在于这些商业性画评永远不会成为文献。他认为批评不完全是评论，批评根本的一点是理论的建构。他提出要研究我们的美术史的逻辑在哪里？我们呼唤精品，呼唤大师，需要历史的逻辑做支撑。我们这个时代，创造、批评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度，问题是在这样一个广泛的自由度下面，反而正确的文艺批评严重失语或没有强音，反而没有体会到“自由”这个词语带来的意义，这是值得反思的问题。

　　杨飞云也觉得应该确立一种价值标准，他认为艺术文化的表现方法或者表现形式没有对错，只有高低，但是在内涵上，艺术干什么用？一定有对错、好坏、低俗、高雅之分。实际上现在环境变化很大，和以前做人基本的准则，做事、学习的方向目标和基本的判断都不一样了，意识形态的混乱，造成人类追求对和错、美和丑、好和坏等问题的错乱，这个错乱又造成整个社会的混乱。

　　李一也谈到目前我们的批评声音比较弱，我们应加强理论建设，加强批评标准、价值体系的讨论研究。